董邦达（1699－1769）、董诰（1740-1818）父子，在清代中叶既为朝廷显宦，又是艺林名家，■赫于乾嘉之世。中贸圣佳公司已几次征得他们的画作上拍，均成绩不俗。其中如《田盘胜概图册》，堪称董邦达的代表之作，上拍时曾在收藏界引起轰动。而此次推出的《春景山水花卉册》则是董诰的至精至善之品，与其父《田盘胜概图册》相映生辉。

　　董邦达是浙江富阳人，自小家境贫寒，但力学不辍。雍正元年背地方选为文行兼优的“拔贡生”，进京前腰里只有八枚铜钱，靠人资助才得以治装成行。他中进士后，步步高升，由翰林做到礼部尚书，一直能够坚守知识分子的雅操，不为官场的酒食征逐，声色犬马所迷乱。鲁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引《杭州府志》称其“生平淡荣利。官翰林僦居一廛,闭门集生徒讲肄,从之游者多文章名宿.中年积俸置数椽，退朝则手一编，莳花洗石，泊如也。“绘画也是他陶冶性情的重要手段。他善画山水，宗法董源、黄公望、董其昌，好用枯笔作披麻皴，气韵苍逸古拙，画意平和澹远，深得艺术行家乾隆皇帝的赏识，命其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书。作为一名公务繁冗的政府高官，竟达到如此造诣，实属难能。

　　董诰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全面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品质和艺术才能。他二十三岁中进士，仕途顺利，一路做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太子太傅。但始终能保持谦和的平常心态。一次回富阳老家，有位族人见了他大呼“董诰”，随行仆役认为触犯“官讳”，正待发作，他却制止道：“吾在族，齿最卑，其呼名宜也！”众人服其海量。对于朝堂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他抱定“和而不同”的宗旨，坚决不与权臣贪官合污。乾隆晚期和珅恃宠用事，排斥异己，擅作威福，常有倒行逆施。董诰利用自己的地位“支柱其间，遇事多所纠正，”被朝野称为“贤相”，与“四人帮”横行时周恩来总理所起的作用颇为类似。故嘉庆帝即位后，对董诰信任有加。董逝世时，帝尝亲作挽诗，刻碑立于其墓前以示痛悼。据说此碑至今犹存。

　　董诰的绘画造诣，在画史上与其父并称。蒋宝龄《墨林今话》谓其“承东山宗伯（邦达）家学，早岁即深通六法，有‘大小董’之称。数十年来海内士橐笔游都门者，得其指授无不著声艺林。公退直余闲，寡所嗜好，门庭萧冷，每于盘礴寄情。尺幅寸缣，得者奉为珍璧。”冯金伯《墨香居画识》更谓“今大司农（诰）秉承家学，不特勋业彪炳，亦复妙绘绝伦。伊陟象贤，元晖继美，公以一身兼之矣！”直将“大小董”比作米芾、米友仁“大小米”了。

　　董诰的山水，应是先学于其父，然后博取古人。他的笔性沉实秀润，不同于邦达的苍劲枯涩。故其作品面目，看上去颇类于王原祁，反与董邦达有异。冯金伯云：“某向尝获观文恪公（诰）真迹，闳深渊懋，浑厚精微，远则北苑（董源）、巨然，近则华亭（董其昌）、娄水（王时敏）（王原祁），渊源一脉，神气吻合。”这是很有见地的。

　　除山水之称，董诰亦能作花卉。水平与同时的词臣画家汪承霈（汪由敦之子）相埒。我个人以为，汪氏花卉精能工巧，董氏淳和自然，在韵致上后者略胜一筹。
如上文蒋宝龄所说，董诰的画弟子不少，后来成名的画家关槐、关炳、张祥河等都是。在董诰忙于公事无暇酬应索画时，他们常常为之代笔。《墨林今话》明确的讲：董诰“晚年秉政纶扉，不暇握管。间应人请，皆门下士捉刀，而公之真木未易见也。”看来当时民间即流传真迹绝少。只有奉敕为内府所作者，方绝对可信。
我这里要介绍的这套《春景山水花卉册》，正是清宫旧藏的一件珍品。它不仅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册内钤盖乾隆、嘉庆多方御玺；更令人惊异处，是上下册二十四开图画，每开均有乾隆帝御题七绝一首；可想而知，皇上对此作是多么的喜爱。御题的时间，是丁酉仲春月，即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当时乾隆六十六岁，董诰三十七岁。

　　画的上册为设色山水十二开，每开有作者小隶书标题：晴岩香雪、山楼茗话、花港云归、层峦烟霭、野航晓渡、松壑日长、清溪倚棹、江天帆影、萝磴听泉、细雨轻舟、云坞精蓝，柳塘新霁。仅从字面看，就非常令人陶醉。无怪乎乾隆帝在首开题诗中就赞曰：‘最欣画意含诗意”！文人画以意境为上，画中有诗，方才经得起品鉴。董诰家学渊远，经纶满腹，故能于利益上独占先者，邀得宸赏。至于笔墨华滋、颜色淡远、构图平中见巧，那都是功利的体现，代笔绝不能及。

　　下册为设色花卉十二开，分别画：白梅、山茶、金雀、桃花、紫丁香、绣球、垂丝海棠、刺■、牡丹、蝴蝶花、黄杜鹃、长春。展册而观，但觉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温馨明快，雅致动人。较之上册山水，尤为精绝、罕见。是作者盛年的神来之笔，亦当为平生绝诣。乾隆帝在末开题诗中有句曰：“设色能探造化工”，评价之高，自不待言。

　　这套册子，首尾洒金扉页钤有“避暑山庄”、“文园师子林宝”巨玺，可见最初是贮于承德离宫的。然而《石渠宝笈》著录时却将它编入“宁寿宫藏”部分，这说明后来它被取回了紫金城。现在作为故宫“珍宝馆”的“宁寿全宫”，是乾隆晚年大加修葺，准备退位后颐养天年的住所。这套画册被取回，也应是供乾隆“娱老”之用的。册首钤有“太上皇帝之宝”便是明证——乾隆在最晚年还披览过这套自己题了二十四首诗的画册，他对董诰的恩遇之深，可见一斑。

　　综合言之，我以为《春景山水花卉册》目前的收藏价值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宫旧藏，《石渠》著录，乾隆御题，具有明显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珍稀文物属性，对于公、私藏传家、镇馆，允推上选。

　　第二，名人力作，开门见山，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性，对于专业研究鉴定工作也有“标准器”的作用。
第三，品相上佳。由于全部使用宫廷高级颜料绘制，且保存得当，故绝无反铅、脱色等病，二百多年犹如新画，且原装原裱，略无玷污，实在不易。

　　藏界所谓“真、精、新、稀”者，殆谓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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