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绣和旧校场年画消失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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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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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戏龟（黄杨木雕）
——有关抢救保护上海民间文化遗产的思考
民间艺人聚会申城
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民间艺术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2003年1月20日，中国文化部开始实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并设立了国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也已形成草案，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日程；2月18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实施、经中宣部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抢救和保护正在不断减少、甚至逐渐消亡的具有浓烈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与艺术，无疑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此，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召开了“理论年会”、“上海民俗文化的抢救和保护”研讨会等；在新泾地区建立了民间艺术抢救、继承工程试验基地，在闵行的颛桥镇建立了民间剪纸创作基地；同时，又相继举办了《迎春民间年画精品展》、《王子淦剪纸艺术展》、《徐宝庆黄杨木雕展》、《剪纸四名家联展》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上海旅游节开幕之际，一大批中国杰出民间艺人聚会申城，在豫园商城中心广场搭起了具有浓郁民俗风格的竹亭、竹廊，并在此尽显艺术风采，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民间艺术“旋风”；而包括“剪纸王”万洪成、江南一绝“面人赵”之女赵凤林、“澄泥蟋蟀盆”第五代传人袁中平、“葫芦雕刻一绝”李尊贵等在内的沪上10多位民间艺人，则在上海大自然野生昆虫馆一展各自的“绝活”，令现场观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
市民专家共话抢救
事实上，“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民间艺术”的工作虽已逐渐被重视，但它所面临的现状仍十分严峻，甚至还存在着颇多的问题——
向以“敏感”而著称的媒体，似乎早就意识到了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迫切性和艰难性，且一直坚持不懈地为诊治这些“疑难杂症”而大声疾呼，献计献策。
2003年3月19日，《中国文化报》发表题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不容乐观》的文章，指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形成，人们的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民俗和民间文化遗产急骤消亡和流变……”上海的一家媒体则在《专家为抢救民间艺术开“药方”》一文中披露道：“近日，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根据‘中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倡议，对上海地区历史上传留下来的民间艺术进行普查，发现不少品种已经灭绝，有的则濒临灭种。据初步统计，已经灭绝的民间艺术达10多种，其中较为有名的如顾绣、旧校场年画等。”
媒体有媒体的呼声，市民也有市民的看法。张伟忠是上海嘉定区一名普通的市民，由于爱好传统的竹刻，他便在嘉定的一条老街上开设了一个集竹刻作品展示厅、个人工作室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篁馆”。据了解，从经济意义上说，“新篁馆”并不能给其馆主带来多少效益，可张伟忠为什么仍要苦苦支撑着它呢？对此，张伟忠是这样解释的：“嘉定竹刻”是富有上海地域特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民间艺术。然而，现在嘉定从事竹刻的，大概仅有十几人，其中一些人还是同门师兄弟。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竹刻很难养家糊口，他们大多处于业余状态……将“新篁馆”开在老街上，一则是让嘉定竹刻有个展示窗口，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有志从事竹刻的朋友们有一个交流的场所，以达到留存、保护、发展嘉定竹刻之目的。
另一位名叫钱民权的上海市民，近年来为了留存上海地区逐渐消失的乡村民俗用品，他居然独辟蹊径地收藏起普通的农家用具来。关于自己所收藏的物品，钱民权如此评价道：“这一件件以往岁月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普通器具，凝聚着劳动大众在与天地奋斗中积淀起来的集体的生命感悟，同时也构建了农家昔日的生活场景，重塑了上海郊区农民久远的历史风貌，成为连接上海农村昨天和今天的环扣。”
张伟忠、钱民权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普通市民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自觉意愿”，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申城市民的“文化素养”和“忧患意识”。那么，在有关“抢救”、“保护”、“发展”等问题上，专家们的意见又如何呢？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一文中写道：“我觉得，我们的民俗专家和文化学者应该热血沸腾，应该义不容辞地下去，应该到第一线去，应该进行田野作业……我们要大规模地搞中国民俗的抢救，还有民间艺术的抢救，这民间艺术大到民居小到任何一个民间艺术品种……是一网打尽的抢救。”
自然，也有专家认为：我们毕竟处在一个科学飞速发展、社会高度进步、知识日益更新、观念不断改变的时代，因此，“文化遗产”不应成为“现代文明”的绊脚石；“保护”“留存”更不该阻碍“前进”、“发展”的步伐。这些专家的观点十分明确：毋庸置疑，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发展”必须是第一位的，不可动摇的——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考虑其他。
困惑之下思考再三
行笔至此，也不知怎的，突然就想起一个名叫查理·达尔文的英国科学家来。此人是“进化论”的奠基者，曾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学说。该学说认为：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发展，不是由所谓“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或“神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变异遗传”、“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结果。在“生存斗争”中，适应的就能生存下来；反之，就会被无情地淘汰。
现在，如果我们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引用到民间艺术的抢救、保护领域，那么，我们不禁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自然、社会进化和发展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能够“生存”下来的，必然是优秀的、具有强盛生命力的；相反，则就是生命力退化、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从此意义上说，对于那些已经或正在消失、面临被“淘汰出局”威胁的民间艺术种类，人们是否有必要依靠一种“超自然力量”，勉为其难地将其“抢救”、“保护”、甚至不惜代价地将它们“全盘留存”下来呢？
是的，一些民间艺术品种的消亡或正面临的危难处境，自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层次的复杂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与“进化论”中的某些观点划上等号；一部分高声疾呼“全面抢救”、“一网打颈的专家学者，也自有其善良愿望和值得尊重的焦虑心情。然而，落实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对于庞杂的民间艺术类种，究竟应当“全盘留存”还是“择优选存”呢？如果出于某种考虑而欲尽最大可能抢救、保护那些适合留存且确具价值的东西，那么“留存”的方式怎样才算是最为科学、合理、经济、现实的呢？——此思考之一。
对于我国民间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艺术的态度，许多人都强调了保持其“本土化”、“地域特色”……的重要性，这从一定的时空意义上说，自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方式，是否会发现：有些传统的民间艺术，倘若能够为它们“引进”一些其他的“元素”、“注入”一些优良的“基因”，是否会进一步激活它们的生命力，使它们光彩愈发照人呢？
著名紫檀木雕塑家屠杰，2003年7月在上海举办作品展时，推出了他用整整4年时间创作的大型紫檀雕塑《世纪龙舟》。该作品采用中国精湛的传统工艺，在结构上借鉴了精巧的中国古代建筑模式、结构方式和造型特色，具有唐宋宫廷的经典风格和北魏宝塔的不凡气势……为此，作品在“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如此“民族化”的作品，其所选用的材质——树龄达2000年以上的紫檀古木，居然全部来自印度！惊叹之余，我们难道会因为作者在创作中“引进”了异域的“元素”、“注入”了优良的“基因”而指摘作品本身吗？
有人曾经预言：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基因”将在该世纪扮演“主角”。那么，在这不同寻常的世纪里，古老而又“濒危”的中国民间艺术，是否也能够分享先进科学带来的福祉、“改良”一下自身的“基因”呢？——此思考之二。
综观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其实都会遭遇“建设”、“发展”与“保护”、“留存”所发生的冲突和困惑。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边，正在积极推广现代文明；那头，却在竭力保护古老文化——两者相较，哪个更为重要呢？难道说，为了推进“现代文明”，我们必须以牺牲“古老文化”为代价？或者说，为了保留“古老文化”，我们只能以放弃“现代文明”为抉择？莫非，“建设与发展”、“保护与留存”乃一组悖论？一对矛盾？抑或，它们本来就是两条僵直的平行线——永远也无法走到一块？有没有两全其美之策，让这两条直线重新排列组合，使之交叉、架构起一个精确的“坐标点”？——此想法，或许就是笔者的思考之三了。
文化自尊民族自信
民间的文化、艺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历史脉络、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因此，当下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无疑应挑起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重担，并鼓励、指导各地民众积极参与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去。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在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抢救”、“保护”的法规、条例，正在适时地制订、实施。2003年1月1日推出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明确规定：相关建筑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以及其他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上海市规划管理部门或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推荐、申报历史文化风貌区或者优秀历史建筑，以求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确认后，依法实施保护。
——有关“抢救”、“保护”的“专用资金”，也已得到落实。在2003年7月举办的“上海市首届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披露：由市财政拨款，上海将每年投入300多万元，对具有百年以上、世代相传、有完整工艺流程、主要采用天然原料制作的手工艺品种和技艺进行保护，并对流散于民间的工艺美术精品进行收购……
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除了“政府行为”，还应特别强调“民众意识”。一个城市的市民素质，往往会影响这座城市的形象；从经济意义上说，甚至还有可能影响“旅游收入”和外商的“投资态度”。一位外籍友人告诉我，他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在中国某城市投资办厂，就是因为当地丰富璀璨的民间文化和艺术，才引起他当初的“投资冲动”。这位“老外”的“冲动”是有其道理的：市民的文化素质，地方管理层的文化意识，以及一个企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环境，理应成为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决定投资者“投资意向”的一枚重要砝码。
在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学习、借鉴国内外一切相关的先进经验。
譬如天津，有关方面在老城改造的前夕，抓紧组织历史、文化、建筑、民俗等各界仁人志士，会同诸多摄影家，满腔热情地进入老城，展开一次“地毯式”的考察。经过整整一年半的时间，终于赶在老城正式改造动工前完成了一项具有非常意义的“善事”，且摄得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照片5000多张……为世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譬如日本、法国，在“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中，都不约而同地开展了挽救和整理民间文化遗产的“国家工程”。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财富进行全面和科学的普查与记录，理清家财，颁布相关的保护法规，还确定了“文化遗产日”，从而加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乡土的热爱，也激发了人们的文化自尊和民族自信。
有鉴于这些经验，若以“建设”、“发展”为“纵坐标”，以“保护”、“留存”为“横坐标”——上海，将怎样寻找并架构起自己最佳的“坐标点”呢？（新民晚报桂国强）
长坂坡赵云救阿斗（黄杨木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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