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书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历书，过去又称“历日”、“宪书”、“通书”。在封建帝王时代，由于它是皇帝颁布的，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皇历”。清乾隆时，因为乾隆皇帝的名字为弘历，为了避讳，历书又改名叫“时宪书”。据史书记载，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就有木板刻印的历书出现了。唐宋时代，每年年末，皇帝就把新历书赐给文武百官，受赐者要上表谢恩。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书，每年编印历书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封建皇帝颁布历法的通例。历书未经“御批”不准翻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历法”是中国法律体系中“皇家”统一天下的典籍。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历书的收藏，20多年前，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首次提出历书是有准确年款、不得随意翻刻、事后又无须翻印重雕的古籍，它是鉴定古籍、断定年代的标示物。如用清代乾隆七年历书的特征来考证被鉴定古籍的版刻、纸张、印鉴等，是较为科学的方法。

老皇历几乎涵盖了与当时人们的意识行为、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相关的许多古代人文历史信息，我们可以透过历书中的诗文、物候、典故、谚语来解读时代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还可欣赏到具有古代气息的版刻风格、翰墨山水、生活场景、纸墨特征。老皇历作为一种传统而古老的文化载体，很值得收藏界去关注和研究。明代晚期，套版套色印刷达到了顶峰，反映到老皇历上就更添了几分风彩，这种官刻官印宫藏的老皇历是拍场上的重器，动辄成千上万元不在话下，而且买家多是海外大款，后市还应看高一线。

古时的历书内容除以历法排列年月日和节气外，多以具体指导农事、参谋生活、选定良辰吉日为主。但由于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历书内容也被涂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如选择“黄道吉日”、相面算命之类，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写照。而那些与特殊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的时事政治、经济生活、科技军事、天文地理、文化艺术、春联谚语等成为体现收藏价值的渊源。

特殊年代的老皇历还为后人警示历史、不忘家仇国恨起到鲜明的警钟作用。如：1912年被推翻后的清朝皇室刻印了《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做了八十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刻印了《洪宪元年历书》（1915年），这些特殊年份、流传极少的老皇历是藏界追逐的“重器”。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在北京拍卖会上，以数千元重金将此两件历书购归，永久展示。

在这里，不妨给喜欢收藏历书的朋友们提个醒：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如1840年（清道光20年）“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时的老皇历，千元以内的先拿在手里，绝错不了。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的“新皇历”（散页，12份全，解放区印，是可以拿来“镇堂”的藏品。文革时期有时代特征的“皇历”当然也是好玩意儿。

此外，清末民国初期，历书都是挂在“月份牌”上的。“月份牌”精美细致的画面多出于大师手笔，它已经成为独立的收藏门类，本文不在赘述。（中华工商时报秦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