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百年来，“蒙娜丽莎”，这个编号为779的卢浮宫镇山之宝，是人类艺术品中名头最响亮的杰作，每年吸引了五百五十万游客的造访。达芬奇的杰作描绘了一个奇异的女人，身着华丽的连衣裙，梳着时髦的贵族发型，一绺绺卷发散在双肩，体态丰满，两颊绯红，纤指曼妙，玉手如兰，其表情端庄而又性感、安详而又傲慢、天真而又狡黠、高贵而又妩媚，在其忽隐忽现的微笑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讥讽与挑衅的意味。它微妙地捉弄着人类的智性，令其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悬谜：她到底是谁？向谁微笑？为何如此微笑？在她光芒四射的微笑里，究竟隐含着怎样的人类学深意？

在我看来，“蒙娜丽莎”之所以成为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女性形象，乃是因为她主宰了观者的眼睛和灵魂。与其说是男人们在观看她的肖像，还不如说是她在俯察男人的命运，并且为之发出无言的笑声。这笑声回旋在卢浮宫四周，在整个欧洲发出了经久不息的回响。

据说蒙娜丽莎原型在作为模特被画时已经怀孕，这可从《蒙娜丽莎》这幅画本身获得证据。有人认为，画中女人肿胀的手臂和微胖的脸颊，都表明她是个孕妇，她双手交替放在腹部，正是要掩饰怀孕的事实。耐人寻味的是，她的手上没有戒指，而在当时的佛罗伦萨，一个富姐不戴指环是不可思议的，惟一的解释是怀孕导致手指变粗，以致她不得不摘下戒指。对这个“密码”的破译，验证了蒙娜丽莎作为“母亲”的文化身份。

蒙娜丽莎的现身，勾起了私生子达芬奇对生母的痛切记忆，他向那位生母的化身倾诉了自己的孤独身世。这次倾诉导致了一场长达四年乃至更久的爱慕：画家狂热地迷恋自己的模特儿，并在她的肖像上涂满了隐秘的激情。但只有弗洛伊德发现了达芬奇的秘密，并用“恋母情结”解码了“微笑”的语义。弗洛伊德宣称，这幅杰作表露出画家对母爱的渴望。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用品，蒙娜丽莎之所以成为伟大女性，是因为她就是人类母亲的最高形象。

然而，恋母情结并非达芬奇的专利，而是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集体情结，它几乎支配了从达芬奇、拉斐尔到但丁等所有巨匠的灵魂。但丁所迷恋的早夭少女贝阿特丽克丝，在《神曲》中她的灵魂导引但丁升入天堂，成为一个慰藉灵魂的母亲。她一方面如此年幼，一方面又如此成熟，洋溢出母性的温情，不倦地引领着诗人的形而上梦想。文艺复兴就是一场人类母亲的复活运动，她们从集体记忆的深处醒来，越过漫长的中世纪，向四面楚歌的男人们发出灿烂的微笑。

母性女人是文艺复兴的主宰，她们滋养欧洲男人长达数世纪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情感的慈善事业才被意外地终止。卡夫卡的荒谬世界里没有母亲，有的只是被遗弃的男人，他们是一些卑微的虫子和啮齿目动物，孤寂地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之中，他们的人伦标志就是没有母亲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事物。母亲偶像在战争中死去了，而一种更加自立而成熟的男人，开始在战后大规模涌现，成为新世界的主宰。

1998年，48岁的澳洲著名女作家琳达，与一个只有21岁的男人相爱了。那是个英俊的男孩，在红灯区英皇十字街的一家小书店当店员。他们之间的狂热爱情，令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景象。我曾经这样向琳达发问：他是不是有“恋母情结”？琳达断然答道：“No１琳达说，“我是他的女朋友，不是他的妈妈１琳达的回答向我证实了欧洲(澳洲)与“恋母情结”的断裂。基于男性人格的普遍成熟，母亲偶像早已被推向边缘，并且成了第三世界或亚细亚民族的道德专利。母亲从欧洲的退场，意味着文艺复兴男孩已经长大，而蒙娜丽莎的微笑则将永久地冻结在达芬奇的画布上，见证着旧时代的梦想、爱情和迷惘。（南方周末凌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