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载，大洪水过后，挪亚率众人在平地上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担心他们齐心合力把塔建成，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让建塔工作由于无法沟通而半途而废。于是欧洲的神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开始寻找世界上最完美的亚当的语言。他们认为他的语言与事物本质有着直接的相似，他们普遍认为它与最早的希伯来语是相一致的。

15世纪，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本叫《象形文字》的希腊手稿让人们认识到象形文字不但能够指示事物名称和形式，还能够传达事物最本质、最神秘的含义，于是古埃及文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语言。1569年，多米尼各·加斯巴尔·塔·克鲁斯首次发表了一段描述汉字的文字，说明表意文字并非只是字音，而是直接指代事物或其含义，这一看法后来成为欧洲人的共识。而这时，欧洲的思想家从众多的中国古老传说中，发现中国皇室的家谱可以上溯到比《圣经》古老家族更为久远的年代，东方中国是个尚未人知的智慧之国，其历史可能比希伯来和基督教的历史更古老、悠久。

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但是一位欧洲人在1699年这样解释：洪水爆发后，挪亚的方舟没有停靠在阿美尼亚的艾亚特拉山上，而是去了中国，所以汉语是亚当的希伯来语的翻版。17世纪博学的阿塔纳斯·基歇尔一直把埃及语言等同于亚当的语言，把赫尔摩斯等同于摩西，但他此时被华夏文明深深吸引。他在收集了他的耶稣会同事从中国带回的资料后，于1667年写出了录有中国奇观秘闻的《中国图志》一书，虽然在描述上详尽严肃，但处处充斥着巴罗克式的鉴赏品位。他在业已深入脑海的资料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基础上，依据自己的想象，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接受了基督教，埃及文明是所有文明的源泉，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都是挪亚的三子，后来成为埃及法老的切姆带入的，其导师是赫尔摩斯本人，孔子就是中国化了的赫尔摩斯。他试图将任何一条资料都解释成为他论点的一个论据，比如在中国众多的宝塔中，他独青睐在福建的一种样式，以为此塔与埃及金字塔外形相似，这样它就成了“中国文化来自埃及”的有力证据之一。

这些欧洲的世界文明一元论者们前赴后继奔向东方，他们怀着这样一个理想，东西方文化之间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真诚交流、坦诚对话。但他们背景材料、书籍的重压下，脑海里装满了诡秘的传说和既定的概念，他们不是挖掘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是试图求证那些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单方面的契合。这是一种“深度错误认同”。基歇尔的来到中国寻找赫尔摩斯之梦，就如同哥伦布本来的航向是东方的印度，却由于计算错误偏离了航向，最终到达的却是美洲大陆一样；就如同马可·波罗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独角兽而远赴东方，错将爪哇岛的犀牛认作独角兽一样。对于不同国度、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我们必须遵循一种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类学原则：理解一种文化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与我们相似，而是去理解并尊重两者之间的差异。因为文化只能毁灭而不能征服，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有其存在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