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画家崔海、怀一、孔戈野、李文亮、刘明波、高英柱、张子康、朱雅梅8人，在艺术多元的氛围里，归置提纯自己的文化志趣和绘画追求，效仿古人雅集，组成“同道”画会，日前已经在北京出版第一集同道画刊。

    可能是受了别的社会分工的影响，文艺被分得太细又做得太大，比如绘画，原本是余事、是小道，但现今已经被称作很大的事儿、很了不起的行业了。有了行业，就要有行业的派头和生存发展策略，于是经营绘画（如策展）成了比绘画还重要的事儿。从当今的舆论不难看出，绘画者把自己的行业描绘得十分重要，其功效似乎仅次于阳光、土壤和水。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最先产生定位惶惑的恰恰是绘画者自己，其次是社会公众对绘画和画家近乎巫魅式的理解和迷信。祛除巫魅原本是“文艺复兴”的使命，谁知道被复兴了的文艺自身又一门心思巫且魅、文艺家们纷纷热衷装神弄鬼了呢？

    绘画被所谓“意识形态”驱使着，画坛被行政化不同形式地规导着，张牙舞爪地，成了各种利益厮杀对决的无厘头剧场，使当今画坛看上去一点也不能令人心向往之。按照稍微古老一点的标准，当今可谓有画无坛。

    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帮有着相同志趣的画家，聚散沙于一团，效仿古人雅集的方式，组成了松散的连民间团体都不是的“同道画会”。

    他们的“同”，主要在于对中国绘画传统精神的追溯、探究和模拟。他们还不敢表露超迈古人的宏伟理想，更不轻言开宗立派，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种心思。这就显得真实。毕竟社会的多元氛围已经日渐成熟，再也不会有人讥笑嘲讽他们的好古情怀。甚至，从现今比如国学日渐热乎的氛围里，他们才像是走了一条靠近正道的路。

    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在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在文化断裂的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所有人类文明都在被批判。所以我们的知识结构有非常严重的缺陷，跟鲁迅那个年代不能相比。知识结构有缺陷，生存状态紧随其后，暴露出致命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代是最没趣味的、最没文化的一代。”（《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2月1日《如果鲁迅有真正的对手——钱理群谈鲁迅》）这是我看到的最到位的知识分子就自己文化修养缺陷的反思文字。我将钱先生的话翻炒给“同道”画家孔戈野：按照这个标准，你们这一代画家都不能算有文化。其实，何止他们这一代？

    这一代画家乃至更上一代画家，思想价值是凌乱而松散的、文化结构是稀薄而模糊的。根不正、苗不壮，却要承担一代人不得不承担的任务和使命，于是就尴尬得不得了。往前看，前辈一座座高峰，层峦叠嶂、气象万千；往后瞧，不少更年轻的比他们这一代还知道如何在文化上用功。

    可贵的是，双面夹击的尴尬里，“同道”者们已经收拾了飞扬浮躁的身心，沉潜于自身文化修养的补充和充实，对传统精神细心的学习和探究。

    他们的“同”，还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是受了古代前贤的点化，把绘画定位于“小道”、“余事”，即先器识而后文艺。这种“游于艺”的价值定位，使他们自然脱去了当今很少有人不沾染的巫魅之气，呈现与天地同节奏的健康与正常。识其“小”、安于“余”，反而成就了其绘画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大”和“正”。

    他们有了追求。有了祛除巫魅后的追求，就有了健康的意义。接近了清静的境界，闻到了山林的气息。

    比如，在孔戈野那里，我们看到了董其昌以及董其昌之前的中国绘画的精神气息；比如在怀一那里，我们看到了陈老莲和金冬心的影子；李文亮的花鸟画则明显地来自恽南田的风神；高英柱的笔下再现的是陈白阳的旨趣；在朱雅梅的画面中，青花瓷器的元素被提炼出来，渲染在典雅的古典氛围里；崔海笔下是古人的野逸洒脱，让人读之似可获一种傲岸之气；刘明波那山野气中流露着仿佛元人的疏淡与狂放；而张子康则继承了明人的遗续并不可逃避地带有他油画功底的整饬。

    他们可贵的“同”，在于面对历史、面对传统、面对前贤、面对自然，将自己回归到类似婴儿的纯真状态，也许慌乱，也许稚嫩，但绝不妄想、不妄为、不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