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成都杜甫草堂附近的古玩市场上收集到两张付款凭条。1上书“燕鲁宿舍购取自来水壶板车合金圆叁拾万元正  此上  会计课  公鉴”字样，落款为：曾维藩三八、五、一六，在“曾维藩”3字下，押有曾维藩的方形印信。在该凭条的右上方书有“照付五、一六”5字，并于“五、一六”上，盖有“杜掌如印”的四字方印。经查，杜掌如是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成都分厂负责人之一。

    由此可见，1、2的凭条系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成都分厂，购买自来水供其员工所用的报销凭条。其中有报销人曾维藩和批准报销人杜掌如的签字盖章，发生日期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十六日。2是该厂购自来水一板车的报销凭条，时间是同年的六月十二日。两者的时间差距仅26天，而水价则由每车30万元狂涨至7000万元，后者为前者的233倍，平均每天涨9倍之多，真是骇人听闻，古今难见。

    据《四川通史》第七册载，那时成都黄金每两值金元券900亿元，一枚银元值10亿元，大米每石值97亿元，这样一板车水值7000万元就不足为奇了。另据《四川经济季刊》（第24券4期）报道，有人去饭店吃米饭，第一碗为1600元，第二碗已涨至1800元了，物价狂涨如脱缰的野马，不可收拾。本为天府之国中心的成都，那时是人心惶惶，满目萧条。这两张付款凭条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