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的消费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即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感觉来确立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 随着对于身体的学术兴趣的空前高涨，出现了“身体社会学”、“身体美学”、“身体文化学”。与此同时，人们的身体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认为身体是目的、追求身体的外观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变化就是：身体不是自然生成的、固定的，而是可以改造的，是可塑的。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身体是固定的、先天的，是父母给的，把身体看作是生理的、物质的东西，是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与之相对的是文化、灵魂、理性。身体是既然是自然，因而也就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这种观点现在遭到了激烈的批判。

　　在消费文化中，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生命科学)的日益发展，特别是出现了外科整容手术、变性手术、器官移植、克隆人等以后，关于身体不可改变的观点进一步受到质疑，身体的特征(不仅人体的个别器官，甚至包括性别与肤色)是可塑的而不是固定的，人们通过自己顽强努力以及“躯体塑造” (bodybuilding)技术 ，可以达到特定的、自己想要的外形。这样就有了所谓“身体规划”：身体成了可以按照人的意志加以塑造的东西，成了一个应该不停地进行加工、完成、完善的对象。这与传统社会中如何打扮自己的身体(主要集中于身体的外在装饰)是不同的，因为它更具有反思性与规划性，不仅范围更广，而且更触及身体的深层本质，与继承下来的、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身体模式与观念(这个模式常常是通过共同体的仪式塑造的，传统的身体装饰常常只是强化这种被文化规范认可的身体观念而不是颠覆它)更少联系。而在消费社会中，承认身体是一个“规划”意味着接受这样的观念：不仅身体的外观装饰物是完全自由选择的，而且其大小、高低、性别、肤色等都是可以依据身体拥有者的意志改变的。在这样的语境中，身体变成了可以锤炼的实体，这个实体可以通过警惕、看护身体以及与艰苦的“造体”努力得以实现。这里我们应该感谢现代的科学(生物学、外科整容手术等)，现代医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别、身高与骨架(报纸上就有换骨头的报导)。现代外科技术使得人体的再造不再是神话。西林(Chris Shilling)在《身体与社会理论》的“导言”中指出的：“现在，我们有了一套程度空前的控制身体的工具，……随着生物学知识、外科整容、生物工程、运动科学的发展，身体越来越成为可以选择、塑造的东西。这些发展促进了人们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也促进了身体被别人控制的能力。” 也就是说，身体成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规划与工程。这就是所谓“不确定的身体”。身体不再臣服于从前曾经规范肉体存在的那些限制。

　　大众传媒对于身体的兴趣无比强烈。各种各样的时尚大众化报纸杂志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身体意像，花费大量的篇幅大谈化装、减肥、健身、整容外科(plastic surgery)技术等，介绍如何使身体显得年轻、美丽、性感。女孩子们为身上“多余的”脂肪而愁眉不展，她们提出了“全世界姐妹们联合起来，为了苗条而奋斗”的口号。减肥与健身工业于是飞黄腾达。当然，对于身体的兴趣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身体的外形、身体的审美价值与消费价值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则是当代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出现的新生事物。

　　由于消费文化注重的是身体的观赏价值、审美价值而不是生产价值、实用价值，所以，身体的图像在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打造合意的身体外形，消费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理想身体”的意象(特别是女性的身体意象)以供大众模仿。以身体为核心的视觉图像工业的开始兴起。

　　一系列通过电子摄影技术、电影与电视技术生产的身体图像使得我们置身于一个身体图像组成的符号城(“镜城”)中，也使得我们时时刻刻意识到——通过反复的比照，与广告中的“理想身体”的比照、与周围他者的身体的比照、与自己以前的身体的比照等等——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其外形的存在(不管是美的身体还是丑的身体)。(插图1，插图2)图像使得个体对于身体外表的呈现、对于自己的“外观”具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外国的学者研究指出：电影、电视等影像工业通过把人从词语引向运动与姿态而改变了20世纪人的情绪生活。一种受词语支配的文化倾向于内向性、抽象性与不可触摸性、想象性(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陌上桑》对罗敷的美描写)，把人的身体还原为一些看不见的文字；而对于视觉形象的强调则把注意力引向躯体的外形、穿着以及姿态。

　　这样，处于由身体图像组成的“镜城”中的当代人常常陷入对于自己身体的严格自我监督中。比如购物中心、超级市场、百货商店就是这样的一个镜子之城。商店中的商品展示越来越精致讲究，许多人到这里进行窥视性的消费(voyeuristic consumption) 。到这里来的人不仅仅是来买东西，同时也来进行审美：他们在看别人的时候知道自己也被人看(那些含有不同意味——鄙夷、羡慕、崇拜等等——的目光从各个方向投射过来)。所以在这里，特定的穿着标准与外观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个体穿越于被展示的商品场域，他自己也处于被展示的位置。我们对于自己外表的日常意识大大加强，通过与自己过去照片的比较，与广告与大众传媒中宣扬的理想美女俊男的“标准”身体的比较，使得我们对于外表的敏感程度、挑剔程度以及不满程度变得更加强烈。《时尚的面孔》一书的作者詹尼弗·克雷对1985年在加州大学洛衫玑分校的一次调查进行了分析，发现在认同超级模特的身材、以她们的体形为理想的调查对象中，声称自己的大腿不满的有71%、对臀不满的有58%、对胸不满的有22%、对髋不满的有40%、对小腿不满的有32%，对上臂不满的有17%。 另外有一个英国有项调查研究揭示：有近九成的英国少女表示不喜欢自己的外表；13岁以下的女孩中有60%曾经节食；14岁的女孩中超过25%考虑过接受整容手术或服用减肥药。

　　二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说广告。在消费社会中，广告信息是使我们的整个文化迷恋身体的主要教唆者。在这里各种模特以及影视明星常常充当了“形象大使”、“形象楷模”的角色。她们的身材成为使大众既自卑又羡慕的“理想身体”。电影、电视、各种各样的广告图片是消费文化中标准的身体图像的生产者与供应者，许多青年男女就是这种标准来监管、打造自己的身体。这些明星为了保证自己具有完全符合完美标准的形体，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化妆技术、整容技术以及假发等以消除不完美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常常(比如著名的20年代早期明星Mary Pickford)遵循严格的饮食、训练以及化妆。据说美国的化装工业就是从这种做法发展出来的。

　　消费社会无处不在的身体图像与广告不断吸引人进行比较，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看上去是什么样的？通过努力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我们不是要开拓身体产业的市场么？怎么开拓？必须制造对身体极为挑剔的消费者。他们养成了对于身体的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而以广告为核心的视觉文化所塑造的“理想身体”意象是制造这样的消费者的主要工具。这些广告越来越使接受者情绪不稳定，它通过这样的‘事实’——体面的人都不是像他那样生活的——来对他进行当头的棒喝。当代广告让一个家庭主妇焦虑地瞧瞧镜子中的自己是否像广告中的那位35岁的太太一样，因为不用Leisure Hour 电子洗衣机、洗碗机而憔悴不堪。” 广告的配方：先是要制造一个供你对照的“理想”身体图象(就像一面镜子)，使你感到自卑与焦虑；然后又不失时机地给你希望：只要用了我的产品，你也能够有一种理想的身材。据说在美国，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年，化妆、时装以及广告工业的主要冲击对象是女性，而对于男性的冲击则出现于60、70年代。但是，20年代的男性明星Douglas Fairbanks在塑造男性躯体偶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还改变了皮肤以白为美的观念，导致棕色皮肤以及阳光沐的流行。

　　这样，广告有助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个体被迫在情绪上变得脆弱，持续地监视自己身体的不完美性，这种不完美性不再被认为是自然的。是啊，如果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谁还会用化妆品？在《符合标准：广告如何影响自我形像》 中，谢尔茨(Shields，Vickie Routledge)探讨了广告中如何影响当代人特别是女性的自我形象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我们在广告中看到的理想化的性别形像与我们的和这些形像相关的思想、感情、行为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导言中向读者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如何依据电影或电视中的时装广告中的完美身体塑造自己的？努力做到符合标准是否对于你的生活产生真实而持久的影响？你对于自己的身体-大小胖瘦颜色挑剔么？”她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怎么才能符合标准”是当代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焦虑。她指出：那些因为自己太胖而不敢穿着游泳衣去海滩旅游的人(怕被人看到自己太胖)，那些没有洒除臭剂就不敢出门的人，对此会深有体会。她指出：任何一个在健康的胸脯注入硅胶的人，那些拼命节食以便“瘦”一些的人，都受到了文化所塑造的“美的理想”的深刻影响，这种“理想”形成了对于当代人的巨大的心理-文化压力。是广告所兜售的所谓“理想形体”塑造了我们自己认为“缺少的东西”与“应该得到”的东西。作者认为：理想的身体形像是广告所生产的最具有支配性的、最持久的信息，而在整个广告历史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关于完美的女性身体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被用以销售从化妆品到汽车的一切东西，它告诉我们应该看上去如何，应该如何被看、如何行为、如何感受与被感受。这些信息描述了人们所渴望的特定性别身份，告诉我们并演示给我们看应该如何使自己“性别特色鲜明”，性别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卷入文化的结果，也是这种卷入所建构的。

　　三

　　对于身体的严格规划与控制导致了“精心计划的快乐主义(calculating hedonism) ”，你要享受理想身体带来的种种好处，就必须按照消费文化中的“理想身体”的标准严格甚至残酷地规划与控制身体，这是一种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奇特结合。以饮食为例：

　　饮食管理原先是源于一种肉体神学，这种肉体神学通过道德主义的医学得以发展，最后将自身确立为有效的身体科学，最主要的变化是，规定饮食最初是为了控制欲望，但在消费主义的现代形式下，规定饮食是为了刺激和保留欲望。这种转化与身体管理的世俗化有关，在这个过程中，规定饮食对欲望的内部管理通过科学的体操运动和美容被转化为身体的外部表现……作为当代资本主义这些发展的结果，随着禁欲主义被精于计算的享乐主义所取代，资本主义积累与身体禁欲实践之间的传统联系变得越来越不相关。”

　　饮食控制的目的变了，但是控制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残酷。消费文化中的人们一方面以身体的享乐为最高的生活目的，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自己的身体，这样，他们对于身体的态度是矛盾或者说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的时代是空前放纵身体的时代，另一方面，它也是对于身体的控制空前严厉乃至残酷的时代。在消费文化中，广告、流行出版物、电视、电影文化等，提供了大量理想化的身体形象。此外，大众传媒持续不断地强调化妆品对于身体保养的好处。对于严加约束的身体的奖赏，不再是灵魂的拯救，甚至也不是改进了的健康状况，而是强化了的外表(enhanced appearance)与更加适合于销售的身体。如果说，在宗教的语境框架中，节食被理解为对于肉体诱惑的抵制，那幺，在今天，节食与身体保养(body maintenance) 已经越来越被视作释放肉体诱惑的载体。控制身体与享受身体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不相融的。事实上，通过身体保养的严格的程序来对身体实施控制，才能够造就被大家接收的外表。消费文化并不意味着彻底地用快乐主义来取代禁欲主义。

　　身体的规划以及高科技在提供人们控制自己身体各种方式与潜力的同时，也刺激了一种对于“身体是什么”的高度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焦虑(特别是表现在对于克隆人的讨论中)。换言之，在高科技促进我们更高程度地卷入身体塑造的同时，也动摇了“身体是什么”的知识，使之变得捉摸不定，而身体是什么的观念有是与“人是什么”“我是谁”等身份认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我们的身体观念与身份观念，总是与性别观念、父母观念、肤色观念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这一切似乎都变得捉摸不定了。在挑战肤色与种族身份方面，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在挑战身体的性别身份方面，韩国的变形人何利秀则是一个著名的范例(展示图片)。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我们关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允许科学重构身体”的道德判断，总是落后于科学的发展。

　　我们越是能够控制与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就越不知道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身体，什么是身体的“本质”，什么对它来说是“自然的”。实际上，现在的情形似乎是：在这个缺乏稳定性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意识也越来越不稳定。我们目睹了正在各种前所未闻的身体现象：试管婴儿、器官移植、与人一样聪明或比人更加聪明的、能够思维的机器人，等等。

　　同时，以改变性别与整容手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也以特别敏感的形式提出了“什么是身体”的问题以及其他敏感的道德问题。身体塑造(bodybuilding)活动是身体规划的一个极好例子，这是因为身体的塑造者所达到的肌肉质量与大小挑战了传统的关于什么样的女性身体、什么样的男性身体是“自然的”的观念。在一个男人在工厂进行的体力劳动被机械取代的时代，在女性挑战家庭妇女角色的时代，传统的身体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改造自己的身体：除了减肥以外，还有更加激动人心的：改变性别、增加高度、丰(用作动词)乳肥(用作动词)臀、人工制作处女膜(这样一来，似乎“贞节”的定义也要重新界定了。一个处女的标志还是是否拥有处女膜么？一个妓女经过重新安装处女膜，是否还是处女？报纸上常常有这样的报道：某某妓女声称：等自己赚够了钱以后就重新装一个处女膜嫁人，然后永远忠实于丈夫)。 “造人” (正确地说，是造躯体)的时代正在到来。

　　 1 参见克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身体与社会理论 ·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