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短文，是因近期关于“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讨论而有所感。题目的灵感则来自本人发于《美术研究》第100期的短文《它们是社会的一部分》，该文亦应“反思当代艺术重返社会”之题而议，该文行文间对中国艺术应以“自然态”来发展提出了许愿，当时的文章思路跟现在的“有所感”同轨，有意者可比较一读。想一下，所谓当代艺术“脱离社会”、“圈子化”、“媚外化”、“精英化”的批评，多年来早不绝于耳，如从本人发表上短文与皮力争鸣该问题(或其时尚未完全“问题化”？)的2000年算起，也整5年过去了，这5年间当代艺术的发展境况早今非昔比，光是热起的双年展就多了广州、北京等几个，可见当代艺术才不听从政府“叫停”或民间“叫转”的，作为“社会”发展本身的一部分，它永远时刻聆听新时代呼唤而大踏步前行。

　　其实从问题提出者的解释看，他们实意不是想把艺术与狭义社会学拉上干系，因为这样有将复杂的艺术创造活动概念化、教条化、操控化的危险。因此本文不试图如众多专业理论家那样缠入对狭义社会学这个学科饶舌，非理论家出身的笔者亦不长于此；另不想如有论者那样缠入对社会学转向之“向”的具体内涵、方法、形式、手段的分析，因为那几乎是包含自有艺术史以来的既有经验积存及其启示，问题之大非一言两语可言清。我只想就众多论者的真实意图——强调艺术转向担当社会功用这一提法和与此提法关涉的一些问题谈谈感想一二。

　　以笔者之见，关于“社会学转向”问题的提出以及对此问题的高度热情，恰恰这一点反映了目前艺术界存在的一种“社会学”现象。大家知道，这几年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针锐的问题，如公平、正义、贫富、社会责任、诚信良心以及之间的补偿问题等等，这些都成政府会议及大众争论的焦点问题。这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社会学关键问题可以引伸到艺术界来思考，就是如何考察、承认“利益集团”及“集团利益”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学中的“阶层论”。拿我们方便比较的“学”界——经济学界来说，这几年大众不满经济学家的道德良心，说他们学术不高(关于身份合格问题的争论)、心术不正(为利益集团代言)却仍冲锋在前充当社会重要角色(影响公共决策)。可是大家想想，如果他们又全都跑进书斋去潜心做学问，可能人民群众意见又会大起来，正如他们会对钱钟书、张中行等“写书先生”有怨言一样。目前的艺术界也有“利益集团”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心平气和顺应现代社会的前进趋势，大方承认“集团利益”，正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由其选择的思想、艺术多元化现实。剩下的问题只是各集团利益是否合理、公正，我们可以为此争论，如触犯法律照可大大方方打官司去。我们最不必的是过度心理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决定艺术的多样化。比如说画花花草草的中国画，我认为它们基本上(不是绝对)已退出本质艺术的舞台，就是说它已经丧失了对人性、对社会本质的揭穿的批判力，只剩下一个装饰生活润养性情的功能。但是，这种艺术之“(身)体”并未“走向灭亡”——估计永难消亡。这不，看看当下的形势，艺术市场上国画的走势有多强，“有钱”又“有闲”的阶层争着买(炒也好赏也好)，有人买自然有人画，此其一；其二，业余爱好者、退休老人这个队伍在努力画。这一切难道不是“社会学”吗？即使我们再高姿态一点，忽略这些“业余的”泛化艺术状况不计，另外的队伍中仍然会有对艺术本体问题和对艺术社会功能问题各感觉趣的区别，这就如科学中基础科学与实用科学、经济学中学术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我们不必要、亦不可能要求所有艺术家都“社会学转向”地把艺术铸成武器，因为“士兵”或“士大夫”皆是“社会学”不可忽视的一“士”。有一点非常有趣，与经济学界正好反过来，艺术界的诸多“利益集团”中，所谓“纯学术型”艺术家的利益远远好于“社会学型”艺术家，前者是以吴冠中、陈逸飞等为代表的书斋型艺术家，后者则是以年轻的当代实验艺术家为主体(本处身份划分按约定俗成的理解为原则，是个大约数，其实所谓的“学术型”不一定“学术”，可能仅仅是画画美女的“庸术”，只不过他们更注意形、色、式等艺术本体的形式因素而已；而“社会学型”则未必不“学术”。)前者是“富集团”，后者是“贫集团”(极个别成功人士除外)，早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几年来两个集团阳光下的争论、战斗，其矛盾亦有目其睹，如果再多几人写“内参”报告，也许应成政府和谐社会“不和谐”而欲解决的特例之一了。面对这种情况，这几年批评界中潜在一股积极的批判暗流，就是通过对艺术家社会责任心、艺术创作“社会学转向”的呐喊和力倡，以求抨击自士大夫传统遗留下来的阁楼艺术、自文革遗留下来的庸俗艺术、自新时期学洋成样的形式艺术，呼唤艺术家投身于激变的当代社会建设之中，肩担起“艺术雕塑社会”(博伊斯)的重任。但对这一本可赞许的热情，我的评语是：精神可嘉，表错感情！大家放眼看看并未多大改观的现实就该明白，用力用错了地方——这本不是单单艺术界自身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改制转轨的“社会学”问题、“行政学”问题也！正因此，本人与众评论家不同而偶有玩点别的花样探讨该类问题，亦是本人在众多评论家当中觉得学法律出身的王南溟(希望他再去争取一个社会学学历)甚值赞赏的原因。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现在艺术教师职称评定、艺术官员的晋升、艺术家名誉鉴定等基本依赖于各类级别的全国美展入选、获奖成绩这个制度(可能比入选威尼斯双年展之类有用)，而所有明白人都心知肚明这类展览跟应试教育一样是“应选展览”，再深一层看其乃是“行政干预艺术”的延伸，美协之类本是准行政机构，其评价标准以及由此催生的一类作品基本是与社会发展脱节的不痛不痒的庸俗艺术，即使他们恰恰披着“深刻表现社会的现实主义”的伪装外衣和带着某种无形的意识形态而道貌岸然。这类作品是理论家们呼唤“转向”时资以比较的假想敌和反面教材。可是在该评价制度改革、消亡之前，你能叫动某些高校教师、美协会员、“艺术名家”放弃既得利益去“转向”吗？再如本人一直关注的国有画院问题，如果说画院中的一众“画匠”们仍然由国家养着“闭院造车”、衣食无忧地颐养盛年，你却昧良心喊叫已在市场、民间的广阔大海中弄潮儿的“先锋们”操练什么“转向”，这难道不有失公平正义吗？在“人心都是肉长的”、“人都是自私的”、“人是难以拒绝诱惑的”这些人性的前提下，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经验：只有尽可能通过制度、体制的改革创造更好的社会背景，社会转型和人的发展才更高效。发展、转型不能光靠人的自觉，因为人可能是自以为是的，也可能是有人品、道德问题的(此跟下文谈的“道德良心拷问”是两个问题)——比如艺术创作、展览、艺术品买卖活动中下作的“共谋”事实。对此，只有制度的保证和规训，才能淘汰低质量的“自以为是”和克服道德堕落、学术腐败。套用“十一五”规划的标准表述是：决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坚定不移地“加快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由此让一切在旧体制保护伞的阴影下培育起来的“霉(美)术”因普照的先进阳光而见光死！除此之外如果还有更有效的途径，我提议理论家们少想专业人士的“转向”而多想民众的现、当代艺术普及问题。只有有更多更懂艺术、更现代的民众，以及他们需求更当代更批判的艺术为他们提供精神粮食甚至帮他们担当责任帮他们排忧解难时，庸俗的传统利益集团才可被有效消解，新型艺术不转自来。而这种来自草根、自下而上的无穷动力，也恰好反过来有助于加速、完成改制转轨。笔者手头正阅读一本上海2005年文化发展蓝皮书《文化体制改革与上海文化建设》，[1]作为全国响应十六大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城市，上海正取得一系列对国有文化单位、企业、协会以及对民间文化团体等的体制改革经验。类似的全国试点还有不少(比如初得成功的北京儿艺)，中国社科院每年都发布文化发展蓝皮书总结和展望 。与由国家财政拨款补养的旧体制比较，改革除产生正常的经济效应外，最关键是在与社会的需求互动中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希望能很快迎来那么一天，在有效的体制促动和无情的市场选择下，艺术家们走出“院”的封闭、退出“会”的制约，“转向”社会靠真枪实弹搏杀出自己的“社会地位” ！

　　当然，评论界这种迟来的(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本就一直正常运行)热情，在满足理论家们正常拥有的的“命名欲”、“话语权欲”、“向导欲”的同时，能多少明确提示某种态势，还是实现了一定的“叙述”意义的。但是诸理论家在满足自己各种“欲”望的同时，却因为命题的虚伪和自说自语而显出尴尬：他们面对当代艺术事实上复杂、多元的社会学意义，却希望其转出“批判性”之“强向”。

　　说到“利益集团”和“阶层划分”，可能又要涉及到另一个关联的社会学关键词：社会空间。不同的“阶层”及“集团”，在社会这个大容器中都各自占据着自圆空间，但自圆中又有交叉(包括正当与不正当的潜规则、阳规则)，在交叉中产生相互的抗拒和“利益”交换——艺术也正是在这个丰富的社会自律体系里生成了发展的艺术生态。正如我们这几年热衷探讨的“公共艺术”时，要对这个概念内涵、空间、操作进行界定一样，在形成的目前的这个“艺术生态”中，无论“阶层”、“集团”、“团体”、“流派”，抑或组成之的艺术家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社会人”，其灵活性、可塑性、多样性如：某个艺术家可能整天关在“家”这个空间里，但他的艺术的触角可能触及整个社会；他的艺术可能今天看似与当下的社会毫无联系，但数年之后却影响人类社会的精神进程；而某些情况恰恰反过来。所以，在提出“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时，底下的潜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完全厘清各“艺术集团”、“艺术阶层”各自的社会空间？是“传统艺术”空间大了还是“当代艺术空间”大了？当代艺术空间中是“媚钱”、“媚外”、“媚俗”的艺术空间大了还是“批判”、“本体”的艺术空间大了？在此诸问题提出的同时，首先，断言自明：各集团、阶层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其次，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考究出他们所各占的“社会空间”到底是谁合理谁不合理、谁贪了谁亏了(涉及精神创造的空间划分时，我们尤该谨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存在就是合理”，后一个问题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的庸俗化、无为化。比如殷双喜先生提出的转向中“大众文化”切入而成为艺术的问题。的确，新人类、商品、娱乐等是这些年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 “合理存在”，是艺术表达的社会素材。但是不是凡涉此者都“艺术”了呢？当年恰当此时的英美，艺术史上能跟着此“波” “普”起来者，也就沃霍尔等少数几人而已。这些年的国内，少数几个较早意识到此社会问题而通过艺术创作提出来的人及部分作品，是值得赞许的。但不妨回想一下这几年来大江南北兴起来的卡通、艳俗、装嫩潮(潮本身只是社会现象而已)，看多了除起鸡皮，那觉“艺术”啊？那些涂脂抹粉抬脚踢腿的美女俊男，那些挤眉喷沫的金鱼儿，不但80、90代们画，70、60代也老来俏地画，一代代泛滥成灾的艺术“另类”、“新人类”们，好象永远愿意长不大，他们所谓“转向”就是从老妈子的这边乳头转向那边乳头，看着他们照镜自恋的样子，就象你正沉浸在一本正剧沉重的静思默想之中，突然蹦出个化妆品广告，主角儿嬉皮笑脸叫着广告词：“化靓妆，不要脑子死要脸！”你恨不能把电视机砸了！艺术界中的造假、造做、跟潮，跟其它社会现象一样需要警惕。怎么办？以此提问为依据，也许我们能找到足够理由提出相关的“转向”问题——由谁转向谁，由哪里转向哪里。即使有了明确的“转向”，我认为，除了如已经发生了的情绪谩骂和理论交锋，最有效最可行的除“媚”扬“正”的转向路径是：制度建设和市场介入。[2]

　　如果再顺着以上思路探问下去，则可能境况比我们众理论家们想象的还要悲观。大家知道，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向趋势中，各种“脱节”正成为社会发展不可跨越、左右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就艺术界而言，比如我们经常要尴尬面对的在未走出农业社会境况的中国发展“现代”和“后现代”艺术问题、经济增长和物质进步中如何发展艺术的问题、普遍艺术原则如何具体为中国原则的问题、艺术原有旧结构如何向新结构转向和结合的问题、艺术教育与艺术发展现实的需求如何同步的问题、城乡艺术发展巨大落差问题、主流艺术家过多占有(在局部领域是垄断)艺术资源而当代实验艺术资源不足的问题等等，用社会学家孙立平的术语，可以说艺术界亦存在严重的“断裂”状况。就艺术家而言，也许从精神境界看，他们可能是“中间阶层”甚至是“知识精英阶层”，但许多人、尤其是从事当代艺术实践的边缘艺术家在物质方面却是“穷光蛋”。精神自足而物质成功的精英、名家，如果你认为、或者即使他们自认为不够“社会”，但他们愿意为“正义”、为“批判”而“转向”吗？精神自足而物质落后的先锋们，他们能坚守“崇高”而“一向”忧患意识到底吗？君不见，“媚外”、“艳俗”、“媚商”等早已成为众人诟病的艺术界之典型“社会学现象”。诸先锋们身处底层、自身难保而又欲肩负责任为社会公平、正义呼与喊，这本身就是他们一直以来跟随中国艺术“高速”转向征途中的方向悖论。一路走来，他们在传统主流利益集团和世俗力量不公正的重压下已汗流侠背显力不从心，这倒好，现在不太解情的理论精英们，不合时宜地掀热闹，在本来急激的社会“右转”中欲吹响“左转”的箫声。可是坐在下面听着“转向”号召的喘着气的艺术家们正在苦笑：嘿嘿，你们脚下不也站在现实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主流与底层的社会边缘吗？你们怎么滔滔不绝满口背着发端于德国、法国、美国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生于斯长于斯的哲学精英们发明的现代、后现代理论？那些高不可攀的“哲学责任”能够“转向”为“中国式”吗？你们自己“转向”了吗？你们浮在空中体察到我们的真生活吗？

　　如果从对艺术的“社会学功用”的呐喊至而提升为对创作艺术品的艺术家主体的“道德良心拷问”或“意识形态责问”，则更容易因为这一问题的社会复杂性而留下失进陷阱的隐患。只要回顾一下艺术史，此点就不言自明。文革艺术足够响应“号召”了，足够“社会学”了，但我们并未见到多少华章杰作，而艺术家们则更是与“崇高、高尚”差百离千。是的，我们有“抗战艺术”这样符合“社会学转型”意义的艺术，但我们不也为因此而错失发展“现代艺术”的良机而婉惜吗？我们需要胡一川，同样不应阙失林凤眠。由此，我更愿意相信“艺术生态学”[3]——其意味着艺术生态链中环环相扣节节钳制的各艺术形态，毫不例外受和平共处、互为基石、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一系列发展法则的制约。历史以来，我们文艺向有“文如其人”的鉴定传统，把为艺术与做人相提并论，认可“艺术等身”论，艺术家活在社会中，理所当然其艺术就该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并在某个时期曾把此提高到政治上层意识的高度，并形成了至今难以消除的因强调艺术的社会宣传教化功能而抑制艺术其它功能的消极现状。近期文学界“新代”韩寒与“老代”白烨之间的骂架，可以反映美术界的近似情况。“后代”们不屑“文坛是个屁”，“老代”们却嫌后辈只知娱乐、放纵、叛逆，不从道德律不尽社会责，几乎就是垮掉的。事实呢，就如当年欧美人们忧心的垮掉的一代，可是真到他们担事儿的时候，他们不是不只尽“国”责，连“全球(化)”责也尽起来了吗？两代本就不在同一阶层，所思所行不在同一层面，焦急着你“忧患”我、我“忧患”你有何干用？杜尚是当代艺术的鼻祖之一，但他说：“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向东西，我也不需要任向东西。我不觉得艺术家是那种必须做出什么东西来的社会角色，好象他欠了大众什么似的，我讨厌这种想法。” [4]这话把一个真性情的杜尚跃然而上。到美国后，美国要他服兵役，他不愿，硬是又跑去中立国阿根廷回避半年才回。杜尚的“社会学角色”是向艺术开火的兵，但绝不是现实社会中去打仗的兵。“人人都是艺术家”，但并非“人人都是社会学家”，更非“人人都是道德家” ！在这个平民时代，谁装成“学术圣人”、“道德高人”、“艺术导师”，上帝就发笑！

　　把话拉回来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社会学转向”问题远远大于艺术界“社会学转向”问题，整个艺术界“社会学转向”问题大于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向”问题，而艺术家个体的“社会学转向”问题则几乎不存在——伪问题也！在所有整套合理、高效的制度、体制建立之前，渺小的、可悲的真正艺术家们可能只是牺牲者，而偷笑的、可恶的伪艺术家们则可能还要继续幸运儿下去。但要记住，英雄们和小丑们永远都无力抗拒社会制度、体制的巨大引力，咱们都是被卷进前进的抑或倒退的社会大潮的一士一兵！[5]

　　[1]2005年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文化体制改革与上海文化建设》，王文英、蒯大申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2]此“市场”概念请与“泛市场化”区分，以与近期被广泛诟病的“教育产业化”区别开来。比如，艺术领域中政府补贴、基金会支持的公益或非公益艺术家、艺术项目总是存在并应鼓励的，这其中包括当代艺术！

　　[3]笔者最早在陈丹青与徐冰关于当代艺术发展前途问题的争论中接触到陈丹青提出的“艺术是一种生态”的观点，并曾在其在广州美院的讲座上向他请教，但未得到他关于此观点的展开阐释，但知道他基本上取艺术自律、自生自灭之意。后来读到夏中义的《艺术链》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初版，2001年再版)，他从文学自在体中“作家造型、读者接受、学者批评”等各链节、各链节中“素材、想象、灵感、语象、意蕴、人格、传达、接受、转换”等等“基因”及其与社会间的触角延伸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生成于“社会心理系统”背景下的“文学生态”。在本次关于“艺术社会学转向”的讨论中，又读到邹跃进的“中国艺术生态生成”的观点，从其“官方艺术、学院艺术和前卫艺术”的“艺术物种”分类看，他显然与陈、夏不同而取“社会决定论”。笔者更赞同陈、夏的分析观点，因为唯此观方可回归艺术本体及其复杂本性而避免简单化(比如旧的反映论)。像本文中涉及的中国现实，在制度、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艺术家唯官唯上唯政治，则导致的生态必然是灾难性的。因此创制能给艺术家自主、自由的社会大背景是形成良性自律的艺术生态的前提条件，在诸如某类最起码的艺术创作题材仍被国家意识形态禁止的现状下，健全的艺术生态无从谈起。

　　[4]转引自2006年3月18日《南方都市报》A3版。

　　[5]文末，突然感觉到本人行文间隐约有一个对艺术存在的宽容观与严格的专业观并存在里面，也就是通俗理解的“业余艺术”与“专业艺术”的区别，对它们各自的“转向”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另题讨论呢？愿求教于诸君。

　　附：它们是社会的一部分

　　苏坚

　　《美术研究》2000年第3期发表了皮力的文章《重返社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反思》，读后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现写出如下，望能与作者和读者共商榷。

　　该文对90年代以来艺术的评价、观点让我觉得有点刺耳。他把这一时期的艺术基本定位为“沦为‘痞子’式的犬儒主义艺术”，并在文章中不惜措辞贬损。在此我暂且替他着想，不计较他把整个90年代艺术都包进其批判观点中而一棍打死的嫌疑，而单就他说的“国际畅销风格”那一部分，我也是不完全赞同的。这种观点在以前的零散文章中有所接触，且不只在美术界，近似的现象如对张艺谋、张元等人的电影的评价，说他们的电影是为投合西方人口味而拍等。从皮力文章的题目看，他显然事先预定了这样的前提：90年代的艺术在社会之外。然后通过论证，呼吁当代艺术“重返社会”。这本身就是可笑的。90年代的艺术进行到现在已近10年，其间不乏各类严肃的展览和九届美展等这样的大型展览，成绩有目共睹，岂能不是脚踏实地地从社会中走过来?!

　　再把范围缩小到“国际畅销风格”，它们是不是社会的一部分?答案是肯定的，它们甚至可能是社会中最前沿、最敏感的那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带有玩世、嘲讽、朋克式心理和俗众文化行为的生活方式、艺术活动不独中国有。国外美术作品的例子，如二战期间的格罗兹、以沃霍尔为代表的美国波普、墨西哥的博特罗、德国的伊门多夫等等；国内美术的例子。如超前一点的方力钧、处在中间的毛焰(早期)、稳正一点的刘晓东(把刘晓东划进来可能有人有意见)，都属这一类。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目前社会生括中性质相类的特定阶层，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生存心态：有点压抑?有点无奈?有点自嘲?有点玩世?……总之不是正统的、崇高的思想。如果把目光放宽到文学(如王朔)、音乐(如摇滚)、电影(如部分第六代导演)等上去，完全可以断定此类艺术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特定层面——这种文化绝不会脱离当代社会生活而活着!既然西方同样有过波普之类的艺术，中国借用这种形式来表述当前人们的某种生存状态，为何就不值得肯定?否则，若如此推论，有人跟着弗洛伊德风、巴尔蒂斯风、古典风、表现风并借这些风格表现当代生活，他们的作品是否也该倒进垃圾?所以，让人吃惊的是，直到现在还有多人认为，只有用正统的写实手法表现社会真实事件和现象才能算是主旋律，才是深刻地“重返社会”，这从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可见一斑。所谓“国际畅销风格”，我认为有两种：一是以王沂东、陈逸飞等为代表的怀旧民俗风格；二是以方力钧、张晓刚等为代表的玩世、政治波普风格。(不知道皮力同不同意我的概括?)二者在国际、国内都处于一个卖好价钱的地位。如果硬要选择的话，我宁愿选后者而弃前者，因后者能让人摸到时代脉搏的某种跳动，它新鲜、直率、热情；前者却是陈旧的、唯美的、隔时的，它是献给富人的贵族摆设，我身边就有同事干着这类“高级行画”的行当。我对同期马路先生的两篇短文非常感兴趣，他关于艺术是“有趣”的观点和“城市文明、高科技、大众文化是现代生活的标志，艺术如果不关注这些就会变成空中楼阁”的观点，可以帮我说明哪些艺术是社会的一部分，哪些艺术是脱离时代的。

　　诚然，我并不是看不出“国际畅销风格”存在诸多不足，如形象上有丑、艳、颓废等负面效果，形式上不够纯正、本质等；另外，在它走红之后，确实有蜂涌而上的冒牌者，这种现象跟某种画风在全国吃香即带动一批跟风者的现象一样，是中国艺术从业者素质低下、自律不足的反映。但不能因此就把其中有生命力的婴儿一并扼杀。分析“国际畅销风格”的艺术含金量、生命力、所处的档次，已在本文题目之外，此略。

　　与其观点相一贯，皮力的文章在分析中国艺术领域“不健全的结构性关系”时，用了“来自西方的艺术观光客、投机的收藏家、策划人乃至代表西方的中国艺术掮客”这种贬人的称谓，并把国内策划人“更多”的策划劳动贬为“为了外国记者而做”。我对此表示反感!皮力文章所严批的那些艺术实践，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的很多作品为国外著名的严肃的美术馆、博物馆、研究机构所收藏(国内收藏也不少)，难道这只是一时兴起把资金、学术当儿戏?中国艺术策划人好不容易才出现，并吃力地尝试着跟国际接轨的策划活动(尽管因经验不足、理论水平不高、物质条件不成熟而导致质量问题)，为艺术多元化繁荣做了不少贡献，怎么能不尊重事实就一概贬之?我倒是觉得，还应该鼓励更多策划人诞生，策划更多的展览活动。以形成竞争机制，从中产生真正有理想的、严肃的、勤奋的高素质策划人和文化含量高的策划活动(既然还知道尊严，为什么还要等着那么多外国人帮着策划呢!)——一句话，中国艺术事业中还是干实事的人少，指手划脚说着光头理论的人多。《艺术世界》7月号上载有导演张元、作曲家郭文景的对话录，里面讲到了一种情况：他们的作品经常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审查的原因、体制的原因、观众欣赏水平的原因等等，是不是还有评论的原因?)而不能上映和演出，结果有很多人问他们，作品是不是为外国人而做?却没有人问他们的作品为什么在国内就没市场、上不了市场?象张元、郭文景这些人，即使退一百步说，起码也比一大堆“混混艺术家”强，他们活在中国，关注中国，用中国的话语表达，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问“为外国人而做”?

　　陈丹青先生曾经有一个“艺术是一种生态”的说法，观点颇值参考。目前，社会在转型并深入发展，是最有理由也最具备条件让多元艺术角色粉墨登场的时期，所有辛勤的、无害的艺术劳动都值得尊重，值得投以宽容的目光，大狗叫叫，让小狗也叫叫。否则，你空喊的良性机制、良性“结构性关系”又岂能从天上掉下来?我对中国艺术现状持乐观态度，尤可喜的是很多人的从业心态稳了、正了、坦然了。艺术本是无它地球照转的行当，不必太吃紧它。没有人是被逼着去欣赏作品的，也没有人是被强迫改变思想的。在制度上不能如此，而艺术本身也没有这个能耐。如果有点什么担忧的话，就是吃这口饭的人太多了(我很想劝那些确实不是料子的人赶快改行，以利社会发展)，难免鱼目混珠。不过，历史是公正的，优胜劣汰，是珠子总会显露出来。

　　我甚赞同文章中“全球化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此定语似应改为‘恒常的’、‘共性的’)价值范型，即要求当代全球社会中的所有人们以人类共同的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国家、世界三者之间的种种关系，以解决当代的全球性问题，其潜在含义是只有以共同的价值取向来解决各种问题，才符合全球化的进程。”这句话。正是，评价艺术亦要有一个“艺术在世界”的高度、广度和胸怀，如此才能做到客观和准确，而不是还未开口自己就先心虚起来，站在自身(非“全球”)的立场上从一个预先设置的定论出发，想当然地揣摸、推测别人后又自筑心理防线——这才真正是把自己从属化了的“犬儒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