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几何抽象的“结构性短缺”除了缺少逻辑这个“内在驱动力”，还因为有“人文关怀”与“后现代”这两大价值话语造成的障碍，前者是以中国传统为依托的道德话语价值，后者是以西方强势为支持的理论价值话语，二者都支持具像，排斥抽象，特别是几何抽象。[1] 然而这两种价值话语都是建立在对话语的误读与错用上面，因此，这一方面需要进行分析，找到误读与错用的原因，另一方面需要给予澄清和纠正。

　　一、 中世纪之后的西方科学唯物主义与“人文主义”

　　“人文关怀”是属于自明性价值话语，因此既无须任何论证与廓清，也不怕任何理解差异，便能产生诱导、裹胁、怂恿、捍卫、对抗、排斥、劝阻、喝退、制止等价值作用。这种无须论证的自明性，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道德倡导文人责任感（关心国家兴衰与民间疾苦等），另一方面来自人文主义这个西方概念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强势地位。80年代末王广义提出的“清理人文热情”也基本上是在这两个方面使用的“人文”这个概念，甚至有可能正是“清理人文热情”催生了“提倡人文关怀”的想法。其实，“人文”就是“文人”的颠倒，从而达到了“中体”与“西用”的“无缝衔接”，把humanism的科学唯物主义内核狡猾地偷换为中国道德唯心主义。

　　我曾经在课堂上提问：如果说人文主义是对人性的解放，它解放的人的灵魂还是肉体？所有被问到的学生都回答：灵魂。我又问学生：文艺复兴作品表现的是人的灵魂还是肉体？回答是相同的。于是开始给他们放幻灯片，放一张问一次，他们依然回答：灵魂。每次回答，我都要求：再好好看看，你看到的到底是肉体还是灵魂？在我不断的追问下，他们终于犹豫了，困惑了，表现出一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神态。在一张接一张的裸体作品面前，一些学生困惑了：明明是“人文主义”怎么表现的都是“人肉”呀？类似的提问还有：1、按道理，裸体作品表现肉体的可能性大还是灵魂的可能性大？2、文艺复兴艺术家解剖人体，他们是为了了解人的灵魂，还是人的肉体？3、人体写生来自文艺复兴，你们在人体写生课上画模特，是画他们的灵魂，还是他们的肉体？最后，学生非常不情愿地承认了：肉体。其实，即便是所谓“人体美”，也是指肉体的美，只是我们平时说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到了“美”上，因为中国“谈肉色变”、“少不看红楼”的唯心主义道德观使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能也不敢正视人的肉体。

　　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中文版的《哈姆莱特》中，被公认为最代表人文主义对人的肯定的一句“杰出的动物”（paragon of animals）被译成“万物的灵长”，完全无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中世纪基督教的基本区别：前者赞美人的肉体，肯定人的欲望；后者赞美人的灵魂，蔑视肉体，否定人的欲望，认为肉体仅仅是灵魂的躯壳，人活着就是为了用肉体劳苦换得死后灵魂升天。“灵长”的译法显然强调的是灵魂而不是肉体，而animals强调的显然是肉体而不是灵魂。[2] 后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人”都是继承莎士比亚的“动物说”，抛弃了中世纪的“灵魂说”。当然，“万物的灵长”的译法很可能是照顾到文学修辞的需要，但中国动物分类学也把人所属的动物类别primate 套上“灵长”帽子，曰“灵长类”就无法用相同的原因来解释了。Primate与primary、premier、primitive是同族词，表示“原初”、“第一”、“首要”的意思，没有任何“灵魂”的含义。我没有研究过动物分类学，但相信西方动物分类学把人类称为动物中的“首类”，与莎士比亚的“杰出的动物” 说和达尔文的“高级动物” 说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应当直接来自达尔文的（动物）进化论，而没有莎士比亚的“杰出动物”说，达尔文未必能突发奇想去追究人和动物、动物和动物之间的进化关系。

　　人既然是动物，物欲就是正常的和正当的，莎士比亚的另一重要作品《威尼斯商人》，就是通过犹太富翁夏洛克让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割肉抵债来，同时强调人的肉体和物质财富重要性，并且把用世俗公信机构取代了宗教裁判所，体现威尼斯这座最早摆脱中世纪禁欲主义并建立了脱离教会统治的世俗政权的城市的超级物欲的同时，肯定了1、伐钱不伐肉和伐肉者伐钱的现代民法制度；2、肉体的无限价值和不可侵犯性；3、贪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正因如此，故事情节才是：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借助辩护律师的高超的合法手段，获得了犹太富翁夏洛克全部财产，而被置于“不义”之地的反面角色却不是获得他人全部财产的威尼斯商人，而是宁可不要钱也要坚持中世纪酷刑的犹太富翁。可惜，由于几乎是天生的道德唯心主义，我们很容易把《威尼斯商人》中对犹太富翁夏洛克倾家荡产的法律制裁简化为“罪有应得”、“恶有恶报”的道德报复，从中获得我们已经成瘾的道德快感，莎士比亚这位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文学泰斗，也就在我们道德满足中变成了一个一般的道德家。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分析过为什么夏洛克要的是安东尼奥胸上的一块肉（但愿我没记错），而不是腿上或者其他地方的，或者是“断其一指”、“割其一耳”，但只要看一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能发现胸上的肉对于男人体意味着什么，对于这座象征（男）人的力量+完美=伟大的人文主义代表作来说，割掉胸上的一块肉和腿上的一块或一个耳朵，哪个的视觉破坏力更为致命。反过来说，莎士比亚也告诉了我们《大卫》像最重要也是最能象征（男）人的力量+完美=伟大的部位在哪里，并用富翁夏洛克全部财产告诉我们《大卫》的一侧胸肌的价值。请问这是“人肉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按照中国的文人标准，这座《大卫》像不过是个洋金刚力士，只能站立两厢当警卫，或者剥了皮的粗汉，连半个“文”字也谈不上，不是西方人文主义本身出了错，就是洋人没闹懂何谓“人文”。

　　如果安东尼奥胸上的一块肉与《大卫》的胸肌之间的互释关系是我人为建立的，或者仅仅是一种关系不大的偶然巧合，那么，《哈姆莱特》中那段对人的著名赞美[3]与《大卫》像之间的这种关系则是人文主义的必然，不论二者之间是否有证据确凿的影响关系，而且比较文学理论是承认这种parallelism（平行）比较的，据此，我完全可以说：欲知《大卫》像在赞美什么，请读《哈姆莱特》中那段赞美人的名言；欲知这段名言说的人长啥样儿，请看《大卫》像。

　　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的确是商人的天下，他们不但争财斗富，而且肉欲四射的，反映在威尼斯画派的作品上，便是肯定肉欲的女人体与象征财富的金画框的整合。在我看来，威尼斯画派的作品比佛罗伦萨画派的作品画得好，至少不比后者差，之所以屈居其后，一是因为女性不是“高贵的理性”、“伟大的能力”的典型代表，作为佛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米开朗基罗不但长于强健的男人体，还把强健和伟大“灌注”到女人体上，当然使佛派更具有彼时的代表性。二是因为在西方男权社会，人是由man代表的，man可以泛指人，woman就不行，因此有human这个词，没有hu-woman这么个词。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歌颂的是人，因此表现男人的作品当然比表现女性的作品更有“人”性。在三杰中，拉斐尔排名最后，与他专画女性主题不无关系。中国山水画排名第一，仕女画排名最后，笔墨为上，色彩为下，也是男权的结果，与艺术水平没什么关系。三是因为佛罗伦萨画派的作品多为占据教堂的宗教题材，而威尼斯画派的作品多为占据世俗空间的神话题材，因此政治上代表性处于弱势，在宗教政治文化中属于“不登大雅”，对于文艺复兴的政治意义也相对偏低。薄加丘的《十日谈》也正是因为关系到教会而更具时代价值，只是不应当只看到该书亵渎教会的一面，更应看到肯定教士偷情行为的一面，这是人文主义者与封建道德家的重要不同。可以说，这三点都应了老栗那句名言：重要的不是艺术。

　　实际上，赞美肉体而不是灵魂，肯定人欲而不是禁锢人欲，是人文主义作品或文艺复兴代表作重要特征和标准，塞万提斯的《堂·吉哥德》之所以是文艺复兴代表作之一，是因为讽刺了中世纪骑士精神，包括为一个想象中的贵夫人而征战的精神恋爱。莎士比亚歌颂人的理性，是因为（科学）理性无法证明上帝、灵魂、精神的存在，相反到是能证明不存在。逻辑学中有一个典型的悖论命题：上帝能不能创造他举不起来的大石头，结论是他如果能创造出来，便肯定举不起来，于是上帝万能的论断不复成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上帝可以不是万能的，那又有谁不能成为上帝呢？但上帝只能有一个，由谁来当呢？又有谁不能当呢？这样一直问下去，结论就只能是制度化民主。

　　用科学理性证明灵魂和精神是否存在更容易，解剖开人体看一下就知道了，结果还真没发现，以后的人也没发现过。后来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笛卡尔把理性证明推到极致：把无庸质疑的事实——自己的存在作为怀疑对象，然后用理性证明它是否存在，结果，他用他怀疑证明他在思维，他不存在便不可能思维的逻辑，推理得出了“我思顾我在”的结论。达·芬奇的“镜子说”让镜子自己去排除在物质上不存在的东西，方法很简单，镜子里照不到的，就是不存在的，上帝、灵魂都没有物质的实在性，也就都会被镜子排除掉。这就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型！他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自己的作品当作一面镜子，来表现看得到的物质世界，但要用理性进行优化处理。

　　二、 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性（humanity）与物性（materiality）

　　如果这些相关性都是偶然的，就会自生自灭，后人不会继承、发扬和批判。这就是说，后人的作为可以用作对前人的说明。

　　我们先来看后人对文艺复兴肉欲和物欲的继承与发扬。首先文艺复兴之后的巴洛克（17世纪）、罗可可（18世纪）、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19世纪）都继承了这种裸体+金框=肉欲+物质欲的一体化模式，而且除了反叛罗可可的新古典主义，裸体都比文艺复兴画得更具肉感，特别是罗可可绘画对女人体的表现，其肉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奈的《奥林匹亚》和《草地午餐》干脆脱去宗教、神话的借口，把现实中的人处理成为裸体。在文学方面，由于文艺复兴到17世纪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戏剧，而戏剧是不能裸体的，因此在肉欲方面没有与同时期相比，18世纪是戏剧向小说过度的时期，小说具有不直观的特点，因此可以表现人的肉欲。18世纪著名法国思想家、戏剧理论家和小说家狄德罗在他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中就描写了雅克给他的主人讲述他假装不知道什么是女人，骗有夫之妇Marguerite用自己的身体结束他对女人的无知，但对于这位“大姐”来说则是一次成功的勾引和一夜情。

　　19世纪是小说的时代，弗洛伊德学说应当是对这个世纪所有小说的揭密，他对希腊神话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分析，只不过是为他面对的文学现象溯源和寻找经典原型。只可惜这位男权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重要史实：西方小说最初是寂寞女贵族们用创作爱情故事填补爱情饥渴与独守空床的性寂寞的工具。20世纪电影成为图象+叙事的主要手段，尽管爱情片只能达到接吻和拥抱，但成人片使肉欲获得的空前彻底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性经验从中学生开始才算合适，没有性经验反而成了怪事，大学同居更是家常便饭。在物欲方面，路易十五“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名言其实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贵族社会的贪婪与挥霍，我们所熟悉的那位犹太思想家则把他的理想社会的前提设定为“物质极大丰富”，丰富到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物质，而是一种类似小孩子把洗手绢当戏水的游戏活动（这种劳动游戏说显然来自康德的艺术游戏说）。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选择的两大主题——人的肉体与物质财富反映威尼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肉欲与物欲中心，这两大主题在艺术中的反映是裸体作品+金画框，其所对应的科学是身学（physic，旧译“医学”）和物学（physics，旧译“物理学”）。这两大主题绝对不是偶然地在《威尼斯商人》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裸体作品和金画框不是偶然地成为固定的搭配，“身学”与“物学”也不是偶然地同时选择了physic(s)这个词，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地同时出现在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同样，威尼斯画派对女裸体的性感表现和以他们以及整个威尼斯的性欲与物欲是分不开的，达·芬奇对人体结构的研究和他对机械结构的研究是分不开的，米开朗基罗既大卫的骨骼肌肉和生殖器塑造和他对建筑物的塑造是密切相关的。

　　physic（身学）研究方面，后人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推进到细胞层面，并最终发现了决定物种与性别差异的染色体。各个器官的组织结构、工作原理和相互关系，人体的新陈代谢方式，血液、唾液、胃液、精液的成分等等，统统被大白与天下，并形成了我们都有亲身经历的庞大的西医体系。physics（物学）方面，17世纪出现了集大成者牛顿，把物的世界总结为三大定律，18世纪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试图穷尽对物的世界的知识，达到只有“上帝”能达到的“全知”，如今量子物理学已经跨越原子水平的研究，进入了夸克的层面，也就是说，决定物质性质的元素与结构早已不是秘密。为了达到准确深入地了解客观physic（s）世界，西方人发明了各种观测仪器和手段，如听诊器、显微镜、X光机、光谱仪、超声波探测仪、正负电子对撞机、CT扫描仪等等。

　　这里要特别提及达·芬奇的“镜子说”，它是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前身，并且比反映论形象具体。镜子是可视physic (s) 世界的直接见证，也是地道的唯物（质）主义者[4]，因为镜子只能折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可能折射精神和精神世界的基本载体语音，中国有“百闻不如一见”的说法，讲的就是看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客“观”的东西，镜子是只见不闻、只载荷图像不载荷观念器物[5]，因此长于“载像”而短于“载道”，长于客“观”的反映而短于主“观”（镜子=观）的教训。在镜子面前，莎士比亚提出的“to be or not to be”（存在或不存在，旧译“生存还是死亡”[6]）的问题有非常明确客观的答案，它折射出来的东西就to be 了，折射不出来的东西就是not to be，因此可以说达·芬奇科学地解决了莎士比亚提出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纯然的镜子说，即忽略所谓“内容”的镜子说，就是高名潞说的极少主义的特点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ee，因为镜子里面只能折射事物的形态，所谓内容完全是人的观念的投射或对图像的解读，而非镜子折射物质实体。当然，达·芬奇说说的镜子，绝对不是中国的铜镜，而是我们今天用的玻璃镀水银镜，因为只有玻璃镀水银镜折射的图像能达到乱真的清晰度，

　　最后是拿破仑法典所代表的法律制度的唯物质主义性质，其具体表现第一是只针对人的行为而不针对人的思想；第二是保护人身和物质财富而不保护任何个人的思想、观点；第三是把主观利己的道德审判变成客观公正的司法程序。这种西方法律制度的唯物主义只有在与中国的道德唯心主义加以比较才能显见。中国人看一个人主要是做事的动机（居心）而不是做事的结果，如果“居心不良”、“心怀鬼胎”、“心怀叵测”、“不按好心”、“目的不纯”，即便做了再多好事，也是一个坏蛋。只要“为你好”，打骂孩子就不是错误，只要“不是故意的”，就可以原谅或者从轻处罚。只要“用心良苦”，不论效果如何都是对的，只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效率和质量“过得去”就能得到表彰。美国人说的“歧视”是不公正或不平等的物质待遇或语言侮辱，中国人说的“歧视”是所谓“看不起”。美国不认为别人高傲和目空一切有什么不对，因为并不导致自己的物质损失，但中国人则认为是对自己的巨大伤害，通常要予以对方以打击和报复；在西方，每个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且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中国则要求首先要关“心”他人，是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并不重要。

　　显然西方的“人文关怀”是唯物主义发展论，是镜子说否定上帝论（镜子照不到上帝），用百科全书取代全知的上帝，用《拿破仑法典》和世俗政权取代《圣经》和宗教裁判所的唯物主义文明体系，而中国的“人文关怀”只能是以唯心主义道德论基础的“文人关怀”，体现这种“关怀”的艺术，在古代叫“载道”，在英文里叫表现human condition，我们熟悉的代表作是雨果的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表现human condition或les Misérables的文艺作品之所以逐渐在西方失去艺术生命力，一方面是因为贫穷的生活是单调的，因此表现贫穷的艺术也必然是单调的，无非是表现“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受苦受难”。另一方面是表现“苦难”的艺术家，要么把自己摆在居高临下的上帝的位置，要么是通过出版商或收藏家收费的道德法官，再用这笔费用享受美好生活，而les Misérables永远是les Misérables。

　　最后做一个小测试，我把《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这本小说的封面和一幅17世纪的油画附上，请您自己判断两幅画中男人的手和女人的乳房之间的“关怀”关系，是“人文”关系还是“人肉”关系。如果因为是艺术作品，而您又因为不懂或太懂艺术而无法做出“是人肉关怀”的判断，那就请您找个男人在您胸前做一下相同的动作（如果您是女性），或者让其他男人把手放在您夫人或女朋友的这个部位（如果您是男性）。在您勃然大怒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这是个测试，目的是让你看看西方的“人文”是怎么被中国的封建文人曲解的，同时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接受的是现代的人文主义“启蒙”教育，还是传统的封建主义“道德”教育。如果启蒙和反封建的任务还远未完成的话，中国的艺术可能是“后现代”吗？还是“前现代”要更恰当些呢？

　　三、 西方有“人文”这回事吗

　　在这种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理性世界中，在这块育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土地上，怎么会有中国“文”人认为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呢？再说绝一点，西方连中国“文”人认为的“文”学都没有。Literature这个词准确的意思是“读物”，根据语音学与语源学的逻辑，应与letter（字母、信）、 literal（字母的）、 lecture（讲演） 、lire（法语：读）、 livre（法语：书）、 library（图书馆） 、lyric（抒情诗）等同族，道理很简单，西方的拼音文字是对语音的记录，中国的象形文字才识对图纹（文）的记录。“文”的物质基础是造纸和印刷术，这两项技术文艺复兴才开始在西方出现，哪来的那么多“文”呢？既然没有“文”学，当然也就没有“文”艺和“文”化，而只有“演”艺和“演”化：从过去的斗兽、戏剧、歌剧、哑剧、芭蕾舞、交响乐，到现在的电影、电视乃至体育和演讲，都是“演”艺和“演”化。从严格意义上讲，甚至西方的字也不能叫“文字”，而只能叫“音字”。

　　最能比较出中国的“文”传统与西方的“演”传统的，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讲台上的表现。中国人在讲台上，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是领导还是职工代表，基本上都是手持文稿照着念，偶尔抬头看一眼听众，眼睛马上又回到文稿上；西方人在讲台上，则基本上是手按讲台，面对听众演讲，并经常拌以手势，只是偶尔看一下文稿。其实，这种讲台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教堂，当时的神父都是讲经而不是念经。因为在有印刷术之前，（圣）经都是拉丁文手抄本，信徒中基本上都是文盲，更不要说能懂拉丁文了，所以神父绝对不能读文稿。中国则早就有纸和印刷术，所以养成了先“白纸黑字”再“照本宣科”的习惯。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先有文本，再照着念，因此倒过来的（先）出口（后）成章就非常难，难能则可贵，于是“出口成章”便成了天才学者的同义词，甚至口若悬河也非常了不起。但对于 “演”艺和“演”化传统来说则不这么难，因为没有白纸黑字和照本宣科的物质条件下，他们除了练就一身出口成章和口若悬河的本事，再无其他选择。另外中国教育基本上是个从文字到文字的转（传）抄或转抄流程：老师把参考书上的文字转（抄）到教案上，再转（传）抄到课堂的黑板上，学生把黑板上的文字转（传）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期末再从笔记本转（抄）到考卷上。毕业的最后一关实际上是论文而不是答辩，答辩只是走个形式。答辩前的论文口述，也基本上是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甚至答辩也是念论文，很多学生甚至念得和老师问得毫无关系。西方教育则基本上是从说话到说话的交流过程，上课基本上就是老师的“演讲”+“答记者问”，学生毕业的最后一关是实打实的答辩。西方真的很不“文”明，也很没“文”化，更不要说什么人“文”和人“文”关怀了。

　　再则，西方也从来就没有中国式的科举制度、官本位文化和“文”人士大夫阶层。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划分为僧侣、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这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教科书中的分法。这三个等级的社会分工是，僧侣负责政治与（宗教）文化，贵族负责打仗，平民负责生产。之所以认字就能统治，并不是因为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而是中世纪的欧洲只有一本书，既然全社会只有一本书，书名就叫《书》，这就像当全社会只有一个政党的时候，叫“党”就够了，说“入党”、“党中央”、“为了党和人民”等都用不着加任何定语。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文人是无法想象只有一本书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当全社会只有一本书的时候，这本书的统治力量有多大。但文革时的毛语录统治，是人手一本的新教（protestant，原义为“抗议者”，指抗议旧教）方式，而不是全凭神父一张嘴的旧教(catholic)方式，这是因为有造纸和印刷术和这种技术手段培养的识字群众。

　　这本唯一的《书》当然就是所谓《圣经》，英语叫bible，与法语的livre（书）和英语的book同源同义，bibliography（书目）和法文的bibliothèque （图书馆）都是从这个词来的。在这个一本《书》的社会，而且是用只有僧侣阶级掌握的拉丁文写成的《书》，贵族和平民不过是富有的文盲与贫穷的文盲，只能躬身聆听教诲，用忏悔的方式承认自己的过错。不可能养一堆门客出主意、当参谋，更不可能焚书坑儒，或者用科举考试制度选拔“文人干部”，也不存在什么“任人唯贤”，因为这是僧侣知识分子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僧侣知识分子是在象征神权的建筑中向做在下面的信徒说话，绝对不会出现在象征世俗权利的建筑中两厢站立，随时准备尽“绵薄之力”。今天，知识和知识分子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如此之高，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如此之低，

　　然而，文艺复兴所继承的却不是这本《书》，而是把古希腊的各种书翻译过来，并逐渐与平民工匠生产经验结合起来，理性和经验在文艺复兴就是这么具体地协调发展的，并最终形成了以百科全书为代表的学科体系，和偏重理论的理科与偏重经验的工科这两大门类。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绘画，在中世纪就是油匠干的事情，文艺复兴时期引进了古希腊的几何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透视。之所以说透视是几何学，是因为不相交的线在透视的情况下变成了向灭点相交的线，平行四边形变成了梯形，圆变成了椭圆，而这些变化是可以用几何学计算的。经验“计算”方式就是我们画画时把手臂伸直，用铅笔当标尺进行比例测量。这个经验“计算”方法用在枪上就是瞄准用的标尺，炮兵则用这种方式测算目标的距离，只是不是用铅笔，而直接用大拇指。但是要变成3D软件，靠铅笔、标尺、手指头之类的“经验”方式就不行了，只能用几何学来计算。

　　看，这么大的科学含量，这么有发展前途的科技，文艺复兴的画怎么不在西方艺术史占有重要地位呢？这又是哪门子“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呢？更重要的是，工匠插上“科学的翅膀”是为了更好地生产，不是为了通过“科举制度”谋得一官半职，最多是在混个行业龙头老大，就像今天的世界500强。在中世纪，知识就是权利，文艺复兴之后，知识就是力量，不是权力。但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逻辑中，知识就既是力量，又是权力了。

　　（未完待续）

　　[1] “人文关怀”与“后现代”这两大论述无疑对90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是一种强有力保护与支持，但同时也封杀几何抽象的生存空间。抽象水墨虽然在“人文关怀”和“后现代性”排斥之列，但是由于有明显的“中国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空间；（油画）笔触抽象能得到“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抒胸中之逸气”、“一挥而就”、“一吐为快”、“洒脱奔放”、“笔墨趣味”等传统价值观的支持，并能接受中国人的笔墨移情，“现代性”就更不成问题了，因此也能获得安身立命之地。只有几何抽象找不到任何学术支持，因此处于这两大论述的绝对封杀下。

　　[2] 下面是英文原文和普遍采用中译文

　　原文：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ies!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 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

　　译文：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能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3] 同上

　　[4] 唯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material是“物质”意思，“唯物”是一种翻译处理。与之对应的“唯心主义者”，英文是idealist，来自id，就是柏拉图说的“伊德”或“理式”，相当于后来哲学中说的概念和中国名家说的名。

　　[5] 从音训角度看，“闻”、“文”、“问”、“谓”、“喂”（打招呼）甚至“伪”、“歪”是可以通假的，都是指语言活动；“视”、“实”、“是”、“事”、“史”、“诗”是可以通假的，都是指对事实的确认。

　　[6] 《哈姆莱特》中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是莎士比亚的名言，被译成“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在西方哲学中Be是“存在”或者“是”，human being（旧译“人类”，其实“人类”有专门的说法，叫mankind）中的being就是哲学意义上的be，前面加上human这个限定成分，区别与非human的be（存在）。其实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直译为“是或者非是，这是个问题”就非常好，读者不懂可以加注释。本文采取“存在还是不存在”的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