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是刻石的总称，即在石上刊刻的书法作品，如墓志、石碣、石阙、造像等，尤以汉碑、唐碑和魏晋南北朝墓志造像为典型。帖的本义为尺牍，自魏晋以来尺牍书法衍生为帖学，魏晋、隋唐、宋、元、明为衍化的重要朝代，其中晋人帖学为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碑学崇尚“壮美”，属于“崇高”这一美学范畴，其思想渊源是儒家的仁美、大美、充实之美。此美学范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追求雄健，二是追求丑陋。强调结字“以茂密为宗”，主张笔画意势舒长。正如帖学注重萧散淡雅的书卷气，碑学则大力提倡“书存金石气”，从邓石如、伊秉绶到吴昌硕、康有为，碑学大师们更注重于作品的扩张感和凝重之气，“力沉著而出以涩气”，体现了作品外在的力感，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撼人的艺术感染力。碑学对书法的一大贡献是将傅山所提出的“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书法美学观应用到书法创作上。一时间，大量民间书法登上了书法殿堂，其充满探索精神和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帖学的形成发展是魏晋玄学盛行下的产物，而其根本是老庄之道。魏晋名士向往一种无限自由的境界，崇尚心灵与自然的对话，通过虚静和无为的人生态度体悟万事万物之本，以达到心灵的绝对自由，获得超越肉体的精神解放。因而我们看到了帖学在以王羲之为代表魏晋南朝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美：空灵、跌宕、萧散、遒媚、洒脱。与其说晋人书法高不可及，不如说是晋人的精神境界后人无法企及。后人对晋人书法的顶礼膜拜，归根到底是对道家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帖学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进行创作的。孙过庭强调作品以“志气平和，不激不厉”为上，欧阳询《八诀》中也说“气宇融和，精神洒脱。”这种柔美的风格发展到极至的是元代大书家赵子昂，而明代董其昌书法却以淡雅冲和树立了帖学的典范。帖学书法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文人阶层一直是这一艺术的主要创作者，因而帖学具有高度的人文主义色彩。技巧的因素居于次要地位，作品折射出来的人格品位成为衡量书法艺术品位的重要条件。

碑学和帖学作为两大书派其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碑帖可以互补而不应排斥对方。发展帖学不能忽视碑学的价值存在；提倡碑学也不能以牺牲帖学为代价。碑、帖在美学上的地位是同等的，不存在谁高谁低。碑学在发展中应逐步吸收帖学的人文气质，以书卷气来充实其内涵；帖学也宜兼融碑学，熟中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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