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铭文，距今有7—8千年的历史。”当然这一说法，还需要学界达成共识。

    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它四种文字，即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社会舞台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尽管梵文今天仍被学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汉字这样在当代社会中长寿而广泛运用。汉字这“东方魔块”所具有的古老生命，打破了《圣经》中上帝变乱天下人言语而阻止建成“巴比伦塔”的“神话”，并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纪年的世纪转折点时，显示出日益强健的生命力。

    汉字发展的命运充满了坎坷和悖论，是一个由“神”性到“王”性再到“罪”性的降解过程。

    汉字的产生具有神性的光辉。《淮南子·本经》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仓颉这位新石器时代的文字创造者与规范者，以“四目”（不仅有肉体之目，而且具有心灵内视之目；不仅重文字的创造，而且重文字与视觉之象的血脉关系）仰视天地万象，而使其脱离历史的惯性与文字相联成一种永恒的“铭刻”和全新的“命名”。之所以有“天雨粟，鬼夜哭”之说，恐怕与先民震慑于无与伦比的文字创造所闪烁出来的物质与精神、当下与永恒的神奇融合（天人合一）的神秘紧密相关。所以，文字的产生使“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一切都因神秘的文字而彰显，一切都因文字的创造而锲进永恒的历史缝隙。

    文字进人大一统的中国，就受到王权思想的支配。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话语/权利”（discourse/power）的整合。无论焚书的秦始皇，还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无论是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是历代“文字狱”，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文字在王权等级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文字的权力，使得“立言”终于同“立功”、“立德”一起，成为超越时间空间、挣脱历史的羁绊和凡俗处境的“三不朽”。只有文字可以为瞬间飘忽的思想铸造不朽的铭词，同样，也只有文字才会引来思想的罪名并招致杀身之祸。

    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于是，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按，即汉字）为谐声（按，即拼音文字）”（谭嗣同《仁学》），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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