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汉字改革说》、《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22年8月）。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本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23年1月），因而要“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 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陈独秀语，转引自《诗探索》1996年第2期第11页）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鲁迅《关于新文字》，1934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而结论似乎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汉字从神性、王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的文化心态中。汉字改革在半殖民地或后殖民主义语域中沉重地开始了，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因汉字难以输入电脑而判定汉字与电子信息时代无缘。孰料事实恰与此论相反。

    不难看出，汉字文化在文字语言学研究中进入了汉字拼音化的误区，才招致了汉字文化的“失语”。中国文化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败，与汉字作为统一的文字紧密相关，汉字作为“东方魔块”，具有文化稳定的功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30年代全部拼音化、拉丁化了的话，中国所有的古籍将在50年内不再会有人懂，文献成为天书，只有从事语言和文献研究的专家能读懂。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只需一代两代人就会无人认识而失传，几千年文化只在文字断代中就成为无根的文化。这种因文字的废弃而遭致的文化的断层真可谓是触目惊心的“文化损毁”了。比如，我们读《左传》、《论语》或读经史子集哪一卷，读出原文时当代人很难听懂。如读《老子》“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其长。”这样的话，如果用拼音书写和读出可能没有人能懂。很多古籍，像《易经》、《诗经》更是这样。这不是一个用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的决议问题，而是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寿命问题。中国民族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四川人说：“我的鞋子（读成haizi）丢了。”北方人听了就非常吃惊，觉得孩子丢了很严重，赶快找。四川人从地上把鞋子拿起来时，北方人会说这简直是开玩笑——这是“鞋子”（xiezi）不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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