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专业美术工匠的杰作，首先是启发了我对文字造型的可塑性的认识，其在不违背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对文字的大胆变形，充满着智慧之光。畸形的有限空间没有成为变形的桎梏，反而成就了它的可妙创意。至于封泥，它不是印章的另类显示，恰恰相反，因为当时没有印泥，没有纸张，所以封泥才是古玺印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古玺印的使用效果。把印章拓在纸上和按在泥上，朱、白文的显现恰恰相反， 可见“古玺印大多是白文”，是后人流传已久的大误会。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研究方结构的汉印文字表现为细末文的时候，其形式要领何在?至于又烂又宽、残缺不整的大泥边栏，就变得意义不大了。如果将视焦聚于其内在形式规律特征，每个人以自我的目光审视，相信会各有所得。
　　辛尘先生认为我“得益于美术的章法构成”可能有道理，因为美术(应指绘画)与书法、篆刻的章法构成，其根本规律是完全相同的。我想，许多只搞书、印的人太把“字”当成凝固的标本去对待了，这就阻碍了将字的构成因素抽绎出来进行改组(变形)的思路，进而失去了创造力。 再者，我认为“美术”这一概念，即造型艺术或曰视觉艺术，它当然包括书法和篆刻。这里用绘画，似更贴切。

　　辛尘：以往读韩天街先生的文章，知道他于刻印、锌印方面有许多独特的研究马士达先生则历来主张写、刻、做。锌诸法的综合运用。1998年在南京见到石开先生，他也谈到他的用刀及其披磨做印的特殊枝法。我没有亲眼见过王镛先生刻印的过程，只是听崔志强，朱培尔诸先生介绍说，王镛先生刻印，并不是一挥而就。而是反复审视向背、轻重，然后下刀。不知王镛先生是综合运用各种枝法，还是像白石老人那样，强调一刀一画的刻锲，反对修饰性的技法?

　　王镛：我大概是属于“综合”类的。我一般在动刀前反复写稿，多方选择，至极细微的地方都做到心中有数。我认为印章与书法相比，不同处在于空间太小，必须毫微相较。如果准备不足，仅靠激情冲动，急就而成，容易失误。当然情急之中出于意料之外的偶然效果，其美妙也是无法事先“设计”出来的，这也是中国写意类艺术的闪光之处。为兼得二者之长，我在动手刻时，努力放松下来，不再去顾虑具体细节，只关注整体的表现，放刀直干。其实写得再好也不能完全体现刻的效果，因此刻的时候需要随机生发。这样，就避免了把“刻”沦落为对写的“摹刻”，从而把思，写、刻及拓视为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最后，有时是达到写的大致预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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